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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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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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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徽宗称之为第二次“变更”，显然对此并不满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钦圣死，韩忠彦很快便于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被罢相，“绍述”之说又昂然抬起头来了。在这背景下，蔡京、蔡卞兄弟“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不仅充分反映了“国是”的功能，而且最能展示出蔡氏兄弟是如何藉“国是”之名目以掀动党争的。始作俑者是蔡京之弟卞，其事起于哲宗绍圣时期，《宋史》卷四七二《蔡卞传》云：卞以“（绍圣）四年（1097年）拜尚书左臣，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按：蔡卞乃王安石女婿，长期从之受学，又收藏了安石的《日录》孤本，不仅拥有阐述安石新法即神宗“国是”的独特权威，而且其说也能得到新党中人的普遍接受。而反对派亦因此而将他列为抨击的首选目标。下引陈瑾驳论，很能反映出当时新、旧两派“国是”这一核心观念而呈露出的严重政见分歧：
安石所撰《士师八成义》，以谓守正特立之士，以邪诬而不容于时，此祸本之所注而大盗之所以作也。蔡卞“继述”之说，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谓之守，不然则指为邪朋；立此说谓之特立，不然则指为流俗。非我类者皆邪朋也，异我说者皆邪诬也。于是，用其所谓守正特立之士，废其所谓邪朋邪诬之人，从而喜曰：“祸本消矣，大盗息矣。”此（蔡）卞之所谓国是也。人主不得违，同列不敢议，（章）惇、（曾）布在其术内而不知也。（23）
文中“继述”即是“绍述”的同义语。意即“全面继承神宗（王安石）的政治遗产”。此处，陈瑾驳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最合蔡卞、蔡京当时的政治需要。熙宁三年，神宗和王安石早已决定不许朝廷上再存在反对“新法”的议论，甚至公然否定了真宗提出的“且要异论相揽”的原则。则“新法”既被定为“国是”，则等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已经订立了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皇帝固然不再有片面毁约的便利，而执政更可借“国是”以排斥异党，王安石《士师八成义》中以“守正”自许而指斥“异论”者为“邪诬”便由此而来。至于哲、徽二宗既然都曾公开承认“绍述”为“国是”，则自然不能不受其约束，而蔡卞于哲宗朝便可“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了，蔡京则于徽宗朝“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对现实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了。崇宁朝，蔡京更正式用“正邪”来划定士大夫的政治成分：“（崇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庚子，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贵有差。”（24）至于其后又立《元祐奸党碑》和禁“元祐学术”，那就更是尽人皆知之事，无需赘述了。
二、党争的两在理论依据
从儒学史角度来考析，在愈演愈烈的党争过程中，持有不同政见和学说思想背景的儒士集团逐渐提出了两大观念，尽管各自表述有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差异，但这两大思想观念又成为了北宋党争的基本理论依据。据此而言，北宋党争、尤其是新旧之争，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所以要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中以“北宋党争与儒士文士”为题特别列专节予以绍论原因所在。
一是所谓“朋党论”。北宋初年，王禹偁即撰《朋党论》云：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25）
这是北宋“君子有党”论的最初理论表述。自汉至唐，尽管朋党之争时有发生，朋党之论亦屡有所闻，但《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以及《认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群而不党”的经典之说深刻影响着儒士，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坦承“君子有党”，故西汉末年，刘向上书元帝避党之名，认为君子“忠心为国”、“无邪心”，绝“不为周比”，不结朋党（26）。范晔《后汉书》为东汉末年的党人作《党锢列传序》，实为第一篇“朋党论”，但仍认为他们仅因“清心忌恶”而“终陷党议”，并没有结成朋党。唐代李党党魁李德裕在《朋党论》中谓：“今之朋党，皆倚幸臣君子，鼓天下之动以养交游，窃儒家之术以资大盗（原注：大盗谓幸臣也）。”（27）这实际是借“朋党”之名攻击政敌。而稍前的李绛则在指出“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的同时，又认为唯“小人”有党，至于“朋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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