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不是以类传的面貌出现，而是分散于列传。这样的编排，既没有像《新唐书》那样列为类传，也没有把藩镇割据视为唐亡的“祸根”。书中较多的只是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以及对其自身兴亡的总结。归纳起来，有这样四点：其一，藩镇割据的形成，关键在于“法制当否，形势得失”。书中写道：“开元之政举，坐制百蛮；天宝之法衰，遂沦四海。”[20] 其二，法制不当，失其形势，一在“王政不纲”、“人君失政”[21] ；二在用人失当，即所谓“国家崇树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则区宇以宁，失其援则干戈勃起”[22] ；其三，崇树藩屏，由来已久，习以成风。书中分析袭领镇帅，是“染（安）禄山、（史）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23] 其四，藩镇兴替，本身亦有其教训。这就是“逆取顺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灭亡必随”。一面指出“逆取”是客观存在，朝廷“不能制之也久”，用意是面对现实；一面又强调“逆守必亡”，显然是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唐代后期割据者的“盛衰”是“足以为鉴”的。[24]
再回过头来看昭宗、哀帝纪。这两篇帝纪合为1卷，无唐代实录等可以为据，为张昭远、贾纬等补纂。卷中对某些藩镇的嚣张跋扈叙述尤详，正可为“褒贬或从于新意”的明证。后晋史官分析昭宗、哀帝之世“宇县瓜分，皇图瓦解”的原因，同上述关于藩镇的四点论述是相呼应的。整个卷末的赞语，用的就是“逆取顺守”的说法。
第二，对于“忠义”、“叛逆”赋予全新的解释，或为之回护。
从《旧唐书》的监修、主要纂修人员的经历看，无论赵莹、桑维翰、刘昫，还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等，都是在若干个政权为官，甚至还有做过契丹官者。这些人都多次变换主子，如何对待“忠义”这一问题呢？他们找出了一种折衷的说法：“若立纯诚，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25] 以这样的认识为准则，书中立忠义传1卷2篇，仅记“杀身成仁，临难不苟”[26] 的事迹，并不强调效忠一国一君的“忠义”。相反，在卷五九屈突通传后，却要“为臣者”效法屈突通，“尽忠于隋而立功于唐，事两国而名愈彰者”。这既是在说唐史，又是在为他们自己辩解。与“忠义”紧紧相关的，便是“叛逆”问题。《旧唐书》处理这一问题，更是遮遮掩掩的。安禄山、朱泚等举兵反唐，不能不视之为叛逆，因而置于全书之末。但是，由于后晋史官认为唐末藩镇大都“染禄山、思明之风”才“自相崇树”，不愿意承担“叛逆”之名，所以不将安禄山、朱泚等作为类传，也不冠以“叛臣”、“逆臣”之名。而且，这类现象在五代屡见不鲜，当权者大都有此经历，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书中不能不有所回护。
通过以上考察，在总体掌握《旧唐书》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的同时，还可以见其本纪主于详明的特点。列传则如赵翼所说：“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当缺漏支绌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27]至于其纪、志、传的相互照应，前面已有叙说，这里再提出一点，即其纪、传部分的论、赞，也反映后晋史官的才识。卷六O宗室、卷七六太宗诸子等传末的“史臣曰”评论长孙无忌、禇遂良，以“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李）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这在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卷八O禇遂良传中是讳而不书的，在江夏王道宗、吴王恪传中只是一笔带过。后晋史官的这两则史论，既弥补了列传叙事的讳缺，又有益于全面了解长孙无忌、禇遂良其人。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关于《旧唐书》“论、赞极有佳者”的评定，是很有眼光的。
《旧唐书》在编纂方面的缺点，清代学者不断有人揭出，大致可以归结为四。其一，记事纷纭，主要在唐后期的叙事中。其二，“敷衍成帙”，多见于唐后期的记述。其三，人物重复，有五种情况。一是列传重复立传，如卷一二二、一四四都有杨朝晟传，前传较后传为详；二是列传与类传重复，如卷一O一、一八七忠义传都有王求礼，前传较类传为详；三是附传与列传重复，如卷九九附传、卷一七一都有张仲方，虽然后传为详，前传却有数事可补后传不足。四是类传与列传中附传重复，如卷五九丘和附传、卷一八六上酷吏传都有丘神勣传，卷一O二韦述附传、卷一九O下文苑传都有萧颖士传，丘神勣传可弃附传而从类传，萧颖士传则两处记事多不重复，当合而观之。五是附传与附传重复，如卷一九八上曹宪附传、卷一九O中李邕追述都有李善，而以前者稍详。缺点之四，失于考订，多在沿引唐代实录、国史旧文之处。
整体说来，《旧唐书》的编纂颇具特色，顾炎武对它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旧唐书》虽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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