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助传“赞曰”，认为宋祁“遵守古训”，而欧阳修“不惑传注”，表明欧、宋二人“异趣”[38]。在“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与“遵守古训，不敢妄作聪明”的具体治学思想和方法上，可以说欧、宋存在“异趣”的情况。但是，在尊奉《春秋》以“使王政明而礼义充”方面，欧、宋二人并没有什么“异趣”之处。宋祁主持“刊修”列传，有一个不为人们注意但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足以表明宋祁与欧阳修同样是非常尊奉《春秋》的。对照两部《唐书》，单独立传为1卷的，《旧唐书》只有7人，《新唐书》在这7人之外另增4人，为萧瑀、李光弼、韩愈、刘蕡。萧瑀，以其子孙八叶宰相，“与唐盛衰”，为表“世家之盛，古未有也”，综贯萧氏为1卷，可以说并不为过。李光弼，因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独立为传亦所应当。至于韩愈，下面详谈。刘蕡，则因文宗大和二年的一篇贤良对策，《旧唐书》将其列入《文苑列传》，而《新唐书》却以其一人一传，是什么缘故？这只能從用尊奉《春秋》来解释！旧传称刘蕡“尤精《左氏春秋》”，而新传删为“明《春秋》”，不提《左传》了。更主要的是，刘蕡的贤良对策约5600字，占去整个传记80％的篇幅，共用了11个“臣谨按《春秋》”，事事、处处以《春秋》为依据。这样的“典型”，怎么能够放到不起眼的《文苑列传》中呢？唯其单独立传，而且一人一传，方可见其“典型”性，也才能显示“刊修”们提倡什么！
刘蕡这样的“典型”固然要树立，然而刘蕡其人影响毕竟太小，又不能发挥《春秋》的旨意，这对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来说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在坚持“《春秋》遗意”的基础上，有更能够维护其统治的新理论。在唐代，恰恰出现了这样一位个重要人物——韩愈。韩愈的“道统说”，到了北宋中期渐渐发展为“道学”。欧阳修称赞“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遵”。一部唐史，如果不推崇韩愈这样的人物，不单独为之立传，还谈什么“卫道”！欧阳修尊韩，宋祁同样尊韩。《旧唐书》卷一六O“史臣曰”评价韩愈，说其“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成化，而道未果也”。以唐代的历史实际而言，这是一段大实话。到《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绝对不希望“其道未果”，便大加渲染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拨衰反正”之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而且还要“仰之如泰山、北斗”。这真是推崇韩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肉麻！由于这一原因，加之喜好古文，整部《新唐书》列传，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甚至不顾“史体”，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
一个孔子，一个韩愈，前者是奠定封建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老祖宗，后者是捍卫并发展这一理论的道学先驱。这两个人，在《新唐书》中被尊奉、推崇到如此高仰的地位，这部书的思想倾向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了。
其四，力排佛老，以明王道。
关于这一点，在论述欧阳修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大都涉及较详。但是，对于力排佛老的意图却认识偏颇。
韩愈杜撰“道統”，为的是反对“佛统”，以弘扬孔孟之道。欧阳修同样主张以礼义道德去佛，所撰《本论》一篇，认为“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然而，又不是“不可去之”，而是“未知其方”。欧阳修所开“药方”，仅仅8个字：“礼义者，胜佛之本也。”[39] 这一思想贯彻到《新唐书》中，在赞美唐太宗“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的同时，仅仅因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等，又视其为“中材庸主”而加以“责备”[40]。
至于宋祁，对于佛老的态度毫不逊于欧阳修。他认为：儒家“入以侍亲，出以事君”；道家所尚，清静柔弱，“清静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为儒也”；至于佛家，“自远方流入中国，其言荒茫夸大”，“掊嗜欲，弃亲属”[41]。 在《新唐书》列传中，他抓住唐懿宗惑“浮图”，李蔚上疏切谏一事大做文章，写了一则450余字的“赞曰”，声讨佛教。作为“刊修”，如此浓厚的反佛意识，给《新唐书》带来的一大缺点是：回避佛教在唐代盛行的事实，不反映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这一重要变化，甚至不为高僧立传。《旧唐书·方伎列传》已经有传的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统统被删个干净。这哪里是什么“不没其实”，简直是在掩盖史实！
一面推崇提倡“道统”的韩愈，一面极力排斥外来的佛教，在这鲜明的对照中可以清楚看到《新唐书》的一个带倾向性的思想：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大肆宣扬本土固有的“君臣之道”、“礼义之本”，甚至可以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有魄力敢于吸收当时世界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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