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以5卷的篇幅集中记述“一冦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的割据状况。《旧唐书》虽然基本都有记述，但却是以时间先后分散于诸臣列传之中，既不便于看清藩镇在唐代发展的脉络，又达不到“暴其恶以动人耳目”的目的。《新唐书》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并冠以“藩镇”类传的名目，确实是一举两得之事。为“奸臣”立传，是将“奸臣”比之为“妖”，认为奸臣出现是“国将亡”的信号，提醒“有国家者，可不戒哉”。“叛臣”大都是“功高威重”之臣，由于“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当个人利欲得不到满足时，“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32]。最不能为当权者所容忍的是，自立为王、力图用武力推翻现行统治的“逆臣”。《新唐书》将他们置于全书最后，记其“暴兴而亟灭”的行事。安祿山、史思明为一种类型，“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突出“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李希烈、朱泚另为一篇，大致情况与安、史相似。黄巢、秦宗权等被划为一种类型，认为“巢死，秦宗权始张，株乱遍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扺皆巢党也”。
第二，“扬善以垂劝戒”。
“暴恶”、“扬善”是相辅而行的，自古如此。《新唐书》为达到“扬善以垂劝戒”的目的，同样采用了“动人耳目”的手法。这就是将“忠义”提到类传之首（除开诸臣列传之前的特殊类传――后妃、宗室列传），创立《卓行列传》，并继以《孝友列传》。忠义、卓行、孝友三个类传接续排列在类传最前，要宣扬什么、突出什么，不用任何解释便可一目了然。
《旧唐书·忠义列传》仅记“杀身成仁，临难不苟”的事迹，而在其他一些人物列传中却强调“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33]《新唐书·忠义列传》序，简直就像是在批驳上面的观点：“虽一世成败，亦未必济也，要为重所与，终始一操”。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需要的“忠义”是“终始一操”，必须一心一意地效忠北宋政权。在安史之乱中力据叛军而全家遇害的广平太守毕炕，旧书没有为其立传，新书针对这一点特地在毕构传后附毕炕一笔。其实，毕炕之事因史料缺乏，《旧唐书》才未立传，不一定要过多指责。《新唐书》为其立附传，也仅仅“构子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赠户部尚书”[34]，共25字。《卓行列传》仅记7人，事迹都是“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强调的是“节谊”，用意非常明显。新《孝友列传》与旧传也有很大的不同，旧传仅仅认为“善父母”、“善兄弟”的孝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着眼于为君者的自身修养。新传则强调“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着眼于“以其教孝而求忠”。鉴于着眼点有别，凡欧、宋认为符合“教孝而求忠”这一原则者，则入传；不符者，则不收。
忠义、卓行、孝友3卷5篇传记，集中宣扬的信条，一句话归宗，便是《忠义列传》序所写：“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所谓“闲”者，道德、法度之谓也。就是说，忠义是作为人的最高道德准则。通过这几篇类传，其所要宣扬的“善”，突出的都是一个“忠”字。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王者常推而褒之”，用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35]。说的明白一点，执政的君王把“忠义”（包括“节谊”、“孝友”）的旗帜举得高高的，时时奖励那些有“节谊”的“忠义”之士，便可以磨炼百姓的道德，使“犯上作乱”的“不轨”行为因此而熄灭。一副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士的面孔，透过这几卷类传所宣扬的东西，暴露得实在够充分了。在这一点上，此前的任何一部“正史”，确实都不能与之相比！
第三，尊奉《春秋》，推崇韩愈。
欧阳修、宋祁“刊修”《新唐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暴其”“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之“善”与“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之“恶”“以动人耳目”上，更进一步从历史上，特别是从唐代寻找卫道的理论，以真正达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新唐书》在这一方面的内容，不论后世的评价如何，但都承认这一事实本身，即尊奉《春秋》，推崇韩愈。
这里，先稍稍涉及一下欧、宋二位“刊修”的经学思想。中唐新起的学风影响至宋，欧阳修在这一潮流中做出较为明显的成就。他认为《春秋》“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36]。这有其不惑传注、勇于疑古的一面，也有不愿意承认《左传》等史籍中所记诸侯称霸、以下挟上事实的一面。他反复论证孔子作《春秋》是“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37]。本纪“多取《春秋》遗意”，正是其尊奉《春秋》的表现，列传的情况又如何呢？
不少学者引卷二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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