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品味唐代统治思想以及社会思潮的前后转变，是通读《旧唐书》时应当特别注意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史为鉴在太宗一朝形成风气，并贯彻到施政实践中，影响直至玄宗前期。“安史之乱”以后，经过新起的《春秋》学的扩展，到宪宗时韩愈、李翱“道统”说出现，治心以救弊的主张形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思想学说。李绛传所记宪宗元和六年君臣的一席对话表明，治心以救弊不仅成为朝廷上下认同的一种统治思想，而且也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根据了。如果我们选择魏征、姚崇、宋璟、杨绾、李绛等传加以对照，则由取鉴求治向治心求治的思想转变不是跃然纸上了吗？文宗虽然很想效法太宗，却也无法改变整个统治思想。

大约从宪宗时起，与统治思想转变紧密呼应的便是实录中如何记述大臣事迹的问题。统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的转变，把君臣们的注意力都引导到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结果弄得人人谨小慎微。此间所修实录，一方面失记诸多关系时政的大事，另方面又过多地注意无关政事的“小节”。前者导致史学危机，使《旧唐书》记载唐后期制度缺少基本素材。后者，关于“小节”问题，使得记述唐代中后期史事，往往用“道德”的标准来选择列传人物，极大地影响到记事内容的详实程度。穆宗以下列传，不仅数量显著减少，而且立传人物也仅仅是职衔、官资、奏议之类，绝少史事。对此，我们不应过多地苛责后晋的史官，而应当从唐代统治思想及社会思潮的转变中去考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第四，记述周边各族或外国及其相互交往，超过以往各史书，是《旧唐书》“按于旧章”的又一重要方面。

《史记》记述周边各族或外国很详，有6卷的篇幅。《隋书》次之，仅有4卷，而且多是合传。《旧唐书》则多达7卷9篇，再参以相关人物传，可以充分了解唐代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开放的程度。

其记突厥1卷2篇，回纥1卷，吐蕃1卷2篇，北狄1篇（合传），南蛮西南蛮1卷（合传），西戎1卷（合传）。透过这几篇列传，唐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脉络，大体能够看清楚。同时，反映出唐代民族政策的主流，即摒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偏见，基本实现了“爱之如一”的原则。当时，各少数族上层人物参预国政者不乏其人。其著名将领，书中都一一为之立传。这几篇关于周边的列传，在表达唐政权与周边各族关系方面，大体贯穿着这样两个思想：一是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备边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其道也。”[18] 二是强调“我衰则彼胜，我胜则彼衰”，“但患已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向往贞观、开元时期“来朝者多”的盛况。[19]

列传中还有大量篇幅记述唐政权同海东诸国、东南亚、西亚乃至欧非诸国的交往。如东夷1篇，记高丽、百济、新罗、倭国与日本；南蛮西南蛮、西戎记今东南亚地区诸国，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其中，以记天竺较为详细，玄奘取经、王玄策出使以及东南西北中五天竺来朝，都有所记录。西戎中，又有波斯（今伊朗）、拂林（东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反映唐代与西亚、欧非的交往较前有进一步发展。

尽管书中记述唐政权与西域、南亚等地的交往篇幅有限，却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就是其文化的传入和对唐代的影响。音乐志二详录了周边各乐舞的特征、传入情况。唐朝著名的十部乐，即包括高丽、天竺、高昌、龟兹、安国等七种，表现出唐代乐舞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胸怀。在叙立部伎、坐部伎各乐时，志中也不忘交代它们是如何传入并融为唐代乐舞中的。另外，方伎中为僧玄奘、神秀、一行等立传，并附慧能、普寂、义福、泓师小传，虽然简略，比起《新唐书》删掉此数人，更能反映后晋史官对佛教传入及其在唐代产生的影响，既看得比较清楚，又能够正视它。这是唐代社会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另一突出象征，后晋史官没有忽视这一点。

2．再说“褒贬或从于新意”

《旧唐书》贯彻这一指导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公开承认某些藩镇建立的政权，甚至于容忍姑息。

我们知道，五代前期的局势是由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发展形成的。后晋高祖石敬塘本人，也是由藩镇起家，并引契丹为援，夺得帝位。赵莹、桑维翰二人，作为石敬塘的幕僚，“历数镇皆从”。在这样的监修下纂修，思想倾向可想而知。如果说史文基本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文，反映唐代各个阶段政治观点的话，那么“史臣曰”中的“治乱势也，势乱不能卒治”等说法，则只能归结为他们的经历和政治实践所决定了。

整部《旧唐书》记述唐代藩镇，大体是按照地域和历任时期编排在6个篇卷中。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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