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才再三提出重修唐史的问题。当时，社会潜伏的种种危机逐渐暴露。对外，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庆历元年（1041）西夏入犯渭州，好水川一仗大败宋军，进而攻占丰州，宋廷朝野震动。接着，便是范仲淹等推行“新政”，力图挽救内外交困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方平数上“平戎策”，并明确提出从《旧唐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事例，说“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借。”仁宗高兴地接纳了。此后，“遇事有当言者，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时间一久，便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3] 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一致希望效法唐朝的典制、故事，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这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仁宗庆历以后朝议的内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自中唐以下，中国的学术无论在经学、文学，还是史学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变革的趋势，并逐渐形成新的风气。史学上，显现出的是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趋向，极力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但五代时期所修《旧唐书》，仍然因循唐代国史遗风，较完整地保留着唐代史学的风貌。到了北宋前中期，新的史学风气大有演变为主流的趋势，重修唐史日渐成为热门议题。仅仁宗一朝，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如王沿《唐志》21卷、石介《唐鉴》3卷、梅尧臣《唐载》26卷等。这一新潮的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曾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为什么改用编年、效法《春秋》会受到如此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
《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4]
这一说法，大体表达了朝廷内外普遍的认识。一是认为当时近乎“乱世”，需要用《春秋》褒贬之法替皇帝进行“赏罚”；二是认为“时之为恶者众”，得靠《春秋》书法“辨其心迹”，使“为恶者”臭名昭著，以使“为君者、为臣者”能够“惧而防之”。
如果说适应“新政”需要是近因，那么适应自中唐以来出现的史风转变则可以说是远因。两相结合，既重视唐代的治乱兴衰，又要以《春秋》褒贬之法认识唐代的历史，自然不会满意五代“乱世”所修《旧唐书》，于是重修唐史的问题便提到朝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重修《唐书》迁延时间长，人员变动大，前后经过复杂。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的回忆：
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
五年，仁宗下诏组建书局。最初几年，纂修几无进展，只有宋敏求续成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皇帝实录，于庆历五年九月奏上，成为重修唐史的一项新的史料来源。编修队伍，到第二年便只剩下宋敏求、范镇二人在职。不久，宰相、监修国史贾昌朝又荐举王畴加入进来。皇祐元年（1049），“刊修官”只有宋祁在任，仁宗改命“同刊修”宋祁为“刊修官”，使其主持编修。三年，宋祁因其子与张彦方案有牵连受到包拯弹劾出知亳州而不解史任，命其“就州修《唐书》”。五年初，徙知定州。其間，书局虽未解散，却无提举官。作为唯一的“刊修官”，宋祁不得不写下《乞宰相监修唐书疏》。疏文提到的情况是：
今（丁）度不幸薨谢，臣又远守边郡，本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至今编纂迟延，纪、志俱未有草卷。[5]
所谓“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系指王畴、范镇、宋敏求、刘羲叟。“编修官”在京城书局，主要负责修志，协调异同。“刊修官”却在外任，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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