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在接受监修唐史之后，除了组织人力、搜集史料、制定体例而外，着重考虑的便是鉴于当时的史料状况，如何确定编纂总则以指导纂修。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16]

“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两句，可以说就是赵莹监修《旧唐书》的指导原则。

1．关于“纂修须按于旧章”

“纂修须按于旧章”的原则，不仅决定了其纪、志、传乃至论赞的诸多特点，更使全书反映较多的是唐代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和历史观点。

第一，全书对于唐代不同时期历史的认识，大体是这样：叙高祖史事，反映的主要是太宗时的观点；叙太宗、高宗、武则天直至睿宗史事，反映的主要是玄宗前期的观点；叙玄宗至顺宗史事，则以宪宗时的认识为主；宪宗至武宗，取宣宗、懿宗时观点为多；宣宗以下，则主要是五代前半期的看法。这一特点，比较明显地集中在20卷帝纪中。

德宗在唐代是一个很关键的皇帝，反映社会转变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大都完成于德宗在位的25年间。德宗纪2卷，分上、下，不仅仅是因其在位时间较长，实在是这一承弊通变时期要说的事情太多。大臣掌转运，南粮北调，始于玄宗。几经反复，至德宗初年，盐铁转运使事权扩大，成为固定的职事官。随之，多以宰相兼掌，以总天下利权。两税法实施后，法外杂科不断，“初税屋间架、除陌钱”，“初增税京兆青苗亩三钱”，“初税茶”，等等。“初”字的使用，在整部书中以德宗纪最为突出，表明这确实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宰相分判六部，实际被降为六部尚书、侍郎使用，标志相权的削弱，秉笔宰相十日一易的“故事”也改为“每日更秉笔”。兵制方面，置十六卫上将军，建立禁军十军，“初置左右护军中尉、中护军监，以授宦官”。宦官监军成为制度，左右着其后的朝政。它如藩镇割据形成、宦官事权扩大、边事纷繁，也都变于德宗一朝。德宗时代的重要人物，李晟、陆贽都是一人一传，既如实地表现了这一文一武“力拯颠危”、“忠言救失”的显著作用，又折射出德宗“保奸伤善，听断不令”的一面。

第二，《旧唐书》反映唐代思想观点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注重“食货”的问题。

从最初的纂修计划看，赵莹、张昭远设计“十志以书刑政”，唯独没有提到食货。在纂修中，新增舆服、食货二志。如果说舆服志从原计划的“礼”中分离出来，那么食货志就要从唐代统治者重视“食货”中寻找答案了。

太宗君臣在汲取隋亡的教训时，都很注意从“食货”的角度去认识民众的生产活动与政权兴衰的关系。高宗龙朔中，许敬宗监修国史，并“起草十志”[17]，表示要承袭刚刚修成的《隋书》十志。从现行《旧唐书·食货志上》收录玄宗开元时刘秩《货泉议》和刘彤请征盐铁木等利税的表章，似亦可表明韦述《唐书》中包括“食货”一志。当历史进入唐代中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安史乱后，皇权衰落、财政窘迫，促成全社会注重食货、力行理财的思想。自代宗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改革措施。杜佑把“食货”问题推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项制度的首位，为考察政治变革指出了首先重视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并将现实中“食货”的重要地位引入史学领域。自德宗至宣宗，陆贽、韩愈、李翱、白居易、元稹、李珏等，都有关于食货问题的论述。由唐前期注意“食货”与兴衰关系，到中后期探讨经济体制的变革，是贯穿唐代经济领域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一切，不仅在纂修进程中引起后晋史官高度重视，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大量原始素材。因此，尽管最初没有规划食货志，但一经决定纂修，仍可圆满成功，并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从《旧唐书·食货志》的序文，首先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少认识与《隋书·食货志》、《通典·食货》一脉相承。其次，序文叙述至德宗，与前面所谈《旧唐书》视德宗一朝为变革时代的观点紧密配合，相互呼应。序文最后写道：“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否臧，以为《食货志》云。”两税、盐铁转运、杂税等项，形成制度正是在德宗时期，这表明后晋史官旨在记述唐代经济制度的变革。因此，该志不像其它各志带有前密后疏的特点。虽记均田制、租庸调制，却不甚详。其它，除钱币、渠堰、仓廪等项从唐初写起外，大部分内容都以玄宗至宣宗详于玄宗以前，而以记玄宗、德宗两朝为最详。序文提纲挈领地说明全志的主要内容和项目，勾画出经济制度在唐代各个阶段的基本面貌，这是其它各志序文不能相比之处。此外，后晋史官还考虑到志与传的联系。如刘知几附刘秩传，说其“许私铸钱”等论“事各在本志”，食货志上即整段录出其《货泉议》。穆宗长庆元年李珏反对增加茶税的上疏，食货志虽未涉及，李珏传却整段载入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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