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唐德宗至唐文宗诸臣，增传或增事虽无“国史”列传可据，但仍然以唐修各帝实录和尚存于西京的“奏牍案簿”为基本素材，兼采文集、碑传、家状、杂史的相关记事。

段秀实，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于德宗初遇害。代宗朝国史自然无传，而《德宗实录》应有其小传，但追述其在肃、代时事迹不能详尽。新传所增郭子仪子郭晞军士纵暴，段秀实斩首17人后自请于郭晞；大将焦令谌责农租，农无以偿，段秀实卖马代偿，令谌愧死。此二事，皆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14] 陆贽，在旧书中独占1卷，新书又增多内容，皆本于《陆宣公奏议》，由传末“赞曰”有“观贽论谏数十百篇”云云可知。

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实录，由于党争造成的官员沉浮进退及监修、史官在不同时期的门户之见，使其记事混乱、矛盾。五代后晋纂修《旧唐书》时多少还受到“唐末为德裕鸣不平的舆论”的影响，在涉及党争和评述两党主要人物时，基本不取“牛党”所修宪、穆、文三朝实录的观点。北宋前期，不再受唐后期党争的影响，对取舍这一时期唐修实录多抱以审慎态度。《新唐书》在增补这一时期人物或人物事迹时，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文集、碑传、家状、杂史。李绛，在宪宗一朝以翰林学士拜相，与宰相李吉甫政见多有不同，历仕穆、敬，至文宗初在蜀中遭兵乱遇害。新传较比旧传确实可谓“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不过所增、所省奏对、论谏，大都见于《李相国论事》（亦名《李司空论事》）。传末“绛所论事万余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蒋偕，次为七篇”，更成其为取材的明证。宦官仇士良，文宗时渐渐取代王守澄，甘露之变后挟控文宗。文宗卒，则“杀二王、一妃”，拥立武宗。《旧唐书》仅以其甘露之变事附于王守澄传，《新唐书》则增为新传。以新仇士良传记事与《资治通鉴》叙事及《考异》所引《文宗实录》、《武宗实录》核对，则基本上源出于当时所修实录。唯有传末所记崔慎由为翰林学士，拒绝为仇士良作“更立嗣君”诏一事，据《通鉴考异》说，出自皮光业《见闻录》，而且司马光明确指出：“新传承皮录之误也”。

其三，所增唐武宗以下诸臣事迹或新立传者，取材范围更多一层复杂性。

唐昭宗时，唯有裴庭裕“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东观奏记》3卷。五代后晋纂修《旧唐书》时不知有此书，故未见采用。而贾纬是《旧唐书》纂修官，故其《唐年补遗录》65卷多被采用。北宋新修唐史之前，宋敏求补修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实录225卷，又采录过《东观奏记》、《唐年补遗录》，因各有取舍，故颇见异同。这三家“实录”性质的撰述，俱为新修唐史中记叙晚唐史事的基本取材之源。

此外，尚有大量唐五代人的著述成为《新唐书》的取材之源，虽然无法确知其数量、名目，但《太平御览》引书、《太平广记》引书、《通鉴考异》引书，可以视为是最基本的参照系。除去其中不关唐代史事的著述，都应当在纂修《新唐书》的采录范围之内。

北宋前期的几部大型编纂，分别以不同的体裁保存着大量关于唐代社会、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原始素材，为编修《新唐书》提供了既方便又详核的基本史料。太祖建隆二年（961），王溥纂成《唐会要》100卷。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李昉等纂成《太平广记》500卷。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李昉等纂成《太平御览》1000卷。太宗雍熙三年（986），李昉等纂成《文苑英华》1000卷。太宗至道三年（997），乐史纂成《太平寰宇记》200卷。真宗咸平四年（1001），宋白纂成《续通典》200卷。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王钦若等纂成《册府元龟》1000卷。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等纂成《崇文总目》66卷。在这之后，才有《新唐书》的纂修，不能不注意它们之间的某些渊源关系。

先说《唐会要》被采录的情况。仁宗庆历六年，文彦博在《五代会要》刻本题跋中称“《唐会要》已镂版于吴”。此时，为诏修《新唐书》后二年，无可置疑会以其书作为必备的重要史料的。《唐会要》卷六《公主》虽然极为简略，却是最早系统而完整载录唐代诸帝公主的篇章。以《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与之对照，除少数在旧书中已单独立传者如平阳公主、太平公主等记事较详之外，其余记述公主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多了驸马们的内容。就公主而言，新传与《唐会要》的明显差别仅有玄宗、宪宗之女的人数略异。新传宪宗18女，少《唐会要》寿安公主。但《唐会要》交待得很清楚：“寿安，降王元逵，本深王女。”寿安非宪宗亲生，故新传未计。至于新传标目为“玄宗二十九女”，实际载录仍是“三十女”，与《唐会要》全同，问题出在“普康公主”身上。玄宗“普康公主”下，载其“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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