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5世纪前后西域和中南亚佛教发展状况的实录

《佛国记》在中国佛教史学上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法显首次忠实地记录了公元五世纪前后一路西行耳闻目睹得来的西域和中南亚佛教发展状况，同时兼及各处的历史人文。这些记载涉及当时大小乘的流传、戒律仪轨、寺院教育、僧众人数等非常宝贵的史实。它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关于当时大小乘的传播，《佛国记》中对西域五国、对西北天竺十国、对中天竺诸国就有多处类似“皆学小乘”、“多习大乘”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据此沿着法显的西行路线作同时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不止在空间上获得关于大小乘的分布状况，而且可以由此作时间上的回溯性研究，从而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可以重构原始佛教由其中心地区恒河流域逐渐向其周边辐射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片段，而且可以在比较精确的程度上重构五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古社会的路线。除此之外，《佛国记》还提供了得以同日后唐代玄奘、义净西行求法记录作比较的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从这样长时段的历时比较研究中，对西行求法从五世纪到八世纪的上升过程我们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历史观照。[14]《佛国记》中看似零星的材料在如此宽广的佛教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之下重新得到审视，这使得它超越了单纯自传体僧传的局限，进一步显示了它作为北中国佛教史学酝酿期代表的潜在价值。

2．   深沉的历史感和坚定的使命感

《佛国记》中法显从始至终都流露了真挚的宗教情感和浓郁的赤子之思，这构成了他作为中国求法僧人所特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坚定的使命感。读着这些文字，不能不为之触动，这是一千六百年前的人生之旅。当时人就已这样赞叹过法显：“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15]这里略举数条，以见法显其人融弘法之情与乡关之思于一体的精神世界。

    表现其弘法之情的，有如：   

法显、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到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16]

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上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收泪而言：“佛昔于此住，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还向新城。[17]

此处，法显是把“佛”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这其中隐约透露了小乘佛教对他的影响，但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历史意识。法显对“佛”的理解毫无疑问是中国式的，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日后禅宗的渊源所自，甚至还能从今天人间佛教的运动中看到它的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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