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末，庄帝谋杀尔朱荣，恐事不果，请计于徽。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以毙之。”庄帝曰：“后怀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尔已不？”徽曰：“妇人生产，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为怪。”帝纳其谋，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储诞育。值荣与上党王天穆博戏，徽脱荣帽，劝舞盘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于色，遶殿内外欢叫，荣遂信之，与穆并入朝。庄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升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然后行事。荣、穆既诛，拜徽太师司马，余官如故，典统禁兵，偏被委任。[36]

尺幅之中，庄帝的恐惧犹疑、元徽的一反常态，都刻画地极尽委曲。明代毛晋说它“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非徒以记伽蓝已也”。[37]今人说它“把地学之真（通过对伽蓝的记述而精确展现的洛阳城貌）和史学之善结合了起来”[38]。这些评论都表明了《洛阳伽蓝记》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

《洛阳伽蓝记》在以上方面的成就，标志了北中国佛教史学转进期的确立和特点。概而言之，就是它较之《佛国记》不是一般的叙述有关佛教的史事，而是怀着一种政治情感去观照佛教，杨衒之的上疏中有更为集中的体现[39]，自法显以来稍稍显露的历史意识，至此已经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史学批评意识，这是北中国佛教史学转进期的根本成就，朴素理性主义倾向开始形成。

三、    成熟期：魏收《魏书·释老志》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他以文学著名，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并号“北地三才”。他长期担任史官，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仅二十六岁就被委以“修国史”。东魏时，始终以它官兼任史职。北齐天保二年（551），他正式受命修撰魏史，天保五年《魏书》成，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三十卷，既而毁誉纷起，身前身后几经修订删改，终被“秽史”恶名，直到近代以来才得以公正评价。[40] 今天看来，《魏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释老志》即是其中之一。《释老志》，今载《魏书》卷一百一十四，佛教部分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中所显示的朴素理性主义倾向无疑标志了北中国佛教史学成熟期的到来，以下从四方面作具体分析。

1．   因事命篇

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魏书·释老志》是“前所未有的宗教史体例”[41]，是“唯一的一篇记述佛教、道教历史的‘志’”[42]，这充分体现了魏收因事命篇的卓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和民族史学的蓬勃发展，魏收在长期的修史实践中自觉地继承了前代史家关注现实的文化使命感，敏锐地意识到佛教已经构成了当时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移世易，理不刻船，……《释老》当今之重，……去彼取此，敢率愚心”[43]。当然，魏收成长的家庭环境与佛教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小字“佛助”[44]，其父宾客中有沙门昙璨，魏明帝时参与昙无最和道士姜斌的辩论，东魏时与名僧道宠为师生关系，曾受敕为僧稠制碑文。[45]这也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熏染，促使他更为关注佛教。其次是魏收对“志”体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甑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褊心末识，辄在于此。”[46]“志”的作用是“网罗遗逸”，重在编年的“纪”和重在写人的“传”都无法代替它所具有的经综广阔的特点，正适于记述佛教这样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内容。由于魏收具备了上述有利的主客观条件，才有了《释老志》的出现。[47]

2．提挈佛教大事的通识

《释老志》“在叙述上能充分发挥‘志’这种体裁的长处，从总体上对佛道二教进行综合介绍”[48]，这要归根于魏收善于提挈佛教大事的通识。魏收提取的佛教大事按叙述顺序计有：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佛教的起源和基本教义，佛教的经典，汉至东晋佛教的初传，北朝佛教。就总体安排看来，前三项是有关当时佛教本身一般情况的介绍，后两项转而叙述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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