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做不仅线索清晰，而且重点突出，非有通识不能如此。然而通识还不局限于此。关于佛教的一般情况，魏收选取的都是当时通行的素材，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当时社会上佛教信仰的基本面貌。比如，魏收将佛教“三皈依”比做“君子之三畏”，“五戒”比做“五常”，这是当时流行的观念，但却极有意义，不止反映了儒佛二教的结合，也反映了初期佛教伦理中国化的趋势。关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先略述东汉魏晋，但略中又有所重，将佛图澄及弟子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人置于突出地位进行介绍，因为他们对北朝佛教的影响很大。作了这些铺陈之后，魏收才转到全篇的重点——北魏一代佛教的兴衰上来。关于北魏佛教，魏收所记，如太武帝（424—452）灭佛与文成帝（452—465）兴佛始末，设监福曹（后改昭玄曹）和道人统（后改沙门统）、维那等僧官制度的演变，僧祗户、僧祗粟以及佛图户（寺户）等寺院经济的内容，北魏朝廷对佛教的政策和与佛教关系的诏书和奏章以及北魏佛寺和僧徒的有关统计数字等，即便以今天修史的眼光看来也都是必不可少的。这说明魏收的通识是蕴含了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所以直到今天他的记载还能为人重视，甚至是不可以绕过去的。
3．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这篇佛教小史，还反映了魏收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著述宗旨。首先魏收从文化传承的角
度指出自司马迁以来，“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而“释氏之学”，则“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都不见记载。[49]这里魏收把佛教看作和九流百家并行的一种思想学说，[50]只是来自域外并且兴起较晚而已，除了这点差别之外，再无别的什么不同。另外，魏收行文的态度也是“不偏不倚，不毁佛亦不佞佛，具有史家之客观心态”[51]的。南宋僧人祖琇有一段话：
唐太宗世既修《晋书》，复有劝修南北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书甚详，故特不许，以今考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于儒者九为外学，或欲兼之，自非夙熏成熟愿力再来，莫能窥其仿佛，况通其旨归而祖述源流者乎？异哉《魏书·佛老志》，不介马而驰迁固之间，御靡旌以摩荀杨之垒，步骤雍容有足观者。然则魏收兼三圣人难兼之学，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书独见信于后世，顾不美哉！[52]
说正是由于魏收能够在学识和心态两方面“兼三圣人难兼之学，平四作者不平之心”，才取得了“独见信于后世”的成就。这话虽然不无夸饰，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收写作佛教史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特点。
4． 凝练的文字
《魏书》“行文典雅洁净，叙事妙处，往往能曲尽其致”[53]，但就《释老志》看来，则深具史文凝练的特点。兹举魏收述法显西行求法始末为例：
沙门法显，慨律藏不具，自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为之，十年，乃于南海师子国，随商人泛舟动下。昼夜昏迷，将二百日。乃至青州长广郡不劳其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瑞二年（415）也。法显所迳诸国，传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谓之《僧祗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54]
比照法显《佛国记》，魏收这段百余字举凡法显西行目的、西行经过、返国艰难、自序所历、律学贡献，无不源源本本道来，对前者作了极精确的总括。这充分显示了魏收历史文学方面的造诣。
由上述《释老志》的成就，可以看出法显、杨衒之以来逐步扩展着的朴素理性色彩至此已经是一种朴素理性主义的著述取向了。
四、余论：一个中断的探索
综观四至六世纪北中国的佛教史学先后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到从法显到杨衒之到魏收，他们的眼界是逐步扩大的，他们的观察是持续深入的，他们的认识是益渐归于客观的。从法显深沉的历史意识，到杨衒之明确的史学批评意识，到魏收批判的审视，形成了中国佛教史学上决不同于僧人修史传统的“传统”，但却是后继乏人的传统，魏收之后仅仅在齐隋之际的王劭那里有余波[55]。其中的原因，有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僧人修史的影响，有民族史学的影响，它们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究竟如何，还有待继续探讨。
[1]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223—290页。按作者虽然概括了这一时代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并说到由于佛教的兴盛，当时“不断出现了一些佛教史书，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第273页）。全面的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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