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所谓佛教史观，是指从佛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考察佛教发生、发展和兴衰过程的一整套历史观点和方法。佛教史观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有着很大的差异，使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论世知人。参见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9—183页。

[3]   这里所谓“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大体上相当于十六国北朝（303—581），而与之对举的“南中国”，则大体上相当于东晋南朝（317—589）。

[4]   参见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59—172页；陈钟楠《略说中国佛教史学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第53—60页转第7页。

[5]  参见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期，分见第32—38页、第41—49转第22页。

[6]   此中原因，宋道发《中国佛教史观的形成与佛教史学的建立》一文归结为如下三点：“一、历代修史,皆以儒家思想为价值标准,故释老二家皆不受重视;二、正统史家皆有夷夏之分的民族意识,佛教被视为夷狄文化而受排斥;三、官修史书的基本成分是历朝官方的文书,其中的佛教资料很少,且纵有佛教史籍可用,史家或对之不屑一顾,或因不谙佛教而无从措手。”这一归纳比较接近事实。参见《法音》1998年第12期，第24页。

[7]   据陈兵《中国20世纪佛学研究的成果》一文粗略统计，近百年来仅佛教界创办的佛学刊物，总数即达200种以上，开展佛学研究和培养佛学研究人才的专门机构在六十家以上，参与佛学研究的教内外学者多达数百位，出版的佛学专著多达数百种，发表的佛学论文在万篇以上。该文还对这一时期佛教史、佛教思想、佛教文献、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述评。参见《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57—65页。

[8]  章巽《法显传校注·序》说，当时“陆去海还，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以归者，恐怕要数法显为第一人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

[9]  同期其它西行求法的僧人也多写有类似的行记，比如公元399年，凉州人宝云归国后着有《游历各国传》。公元406—424年，京兆人智猛西游回到凉州，着有《游行外国传》。公元412—429年，高昌人道普经历西域，返回后着有《游履异域大传》。法盛西游，着有《历国传》。公元516—523年，北魏宋云、慧生与法力至西域取经，慧生着有《行记》。这些行记大部分失传，除了慧生《行记》有赖《洛阳伽蓝记》才得以部分保存之外，完整流传下来的只有法显这部《佛国记》了。

[10]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法显传》。

[11]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2页。

[12]  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大体在于他对戒律流传的贡献、对毗昙学的初步研究、对“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这一涅盘佛性学说和运动推广的重要作用。参见前揭章巽《法显传校注·序》，第3－4页。

[13]  《佛国记》，历代的著录不尽相同，异名很多。其版本及流传的详细情况，参见：（1）前揭章巽《法显传校注·序》，第5—8页；《法显传校注·说明》，13—24页。（2）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82—585页。

[14]  这种比较，可以说从义净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在他所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这样的话：“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   现代人的研究则以诸葛祺《法显玄奘西行之比较》为代表，该文从两人的身世、西行动机目的、西行时印度社会的情形、西行经过、西行结果五个方面分五节作了详实的对比。参见《中国佛教史论集》（四），第283—332页，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大乘文化出版社；原载《史地学报》卷三第3—5期，1924—1925年。

[15]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9页。

[16]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72页。

[17]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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