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
  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

但这些良辰美景何其短暂，由于政治的动荡和腐败，终于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一去不复返了：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建义元年（528），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

永安二年（529）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

永安三年（530），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

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

这种错落的对比叙述，实际上受到了自司马迁以来“寓论断于叙事”传统的影响和启发，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体味历史。杨衒之正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二是关于当时伪造历史不从实录的抨击。杨衒之借隐士赵逸之口揭露了当时修史的丛丛弊端，如其评十六国修史：

（赵逸）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符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君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

如其评修人物传，继续借赵逸之口说：

“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这里指出了当时史学界普遍流行的两种不良风气：一是为了取媚时主，不惜厚诬前朝；一是不惜歪曲事实，构文夸饰人物。对于这些弊端，杨衒之不仅是深恶痛绝，而且在着史实践中也是极力避免的，这看他的《洛阳伽蓝记》就能知道。因而，杨衒之的史学批评意识不止停留在观念上，还具体地体现在他的史学实践中。

     三是“衒之按”、“衒之曰”形式的运用。《洛阳伽蓝记》中，“按”有如下几处，集中于史事和史料的考辨，如卷一“昭仪尼寺”条下辨翟泉处所、卷二“明悬尼寺”条下辨阳渠石桥四石柱建造时间、卷三“大统寺”条辨先秦时“功德”所指、卷五“宋云、慧生使西域”条交代慧生行记出处，参互错比，均甚明晰。“曰”有两处，皆与孝庄帝有关，大抵纵论天命祸福而已。所论激昂慷慨，在今天看来也许无关弘旨，但在杨衒之心目中却是“大是大非”，因而杨衒之效法《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采取了极为严肃的史论形式。杨衒之灵活运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深化了他的史学批评意识。

4．生动的史传

《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和极深的影响，与《水经注》和《颜氏家训》并称为“北朝三书”，而它最富文学性，具有最高的审美价值。这里仅就它生动的史传方面略举两例。如卷四“法云寺”条记乐工田僧超：

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虐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之间。朝廷为之旰食，诏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着，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阵，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阵，常令僧超为壮士声，甲冑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丑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恸，左右谓伯牙之失钟子期不能过也。后延伯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中。于是五万之师，一时溃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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