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41页。

[20]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9页。

[21]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9页。

[22]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51页。

[23]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67—171页。

[24]  章巽《法显传校注·序》，第10页。

[25]   有关作者杨衒之姓名的几种不同说法，及《洛阳伽蓝记》的著录、版本、注本情况，参见：（1）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九、洛阳伽蓝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5—137页；（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6]   参见《佛教征服中国》[荷兰]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书对公元五世纪以前洛阳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地位有精到的描述。

[27]   前揭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7—8页。

[28]   刘知几《史通·杂述》：“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29]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简论》，《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30]   刘知几《史通·补注》：“亦有恭为史臣，手自刊削，虽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31]   参见刘治立《<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再认识》，该文对清代这种探讨的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并以唐晏的《洛阳伽蓝记钩沉》为基础对自注的内容和特点作了分析。《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45—52页。按作者只是笼统冠以“自注”，并未作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同时也未充分考虑到今人周祖谟的校释成果。

[32]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第4—5页。

[33]   这里的传统史学在当时实际上是经历了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北中国史学。

[34]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6—47页。

[35]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57—158页。

[36]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45—146页。

[37]   转引自前揭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二“历代着录及序跋题识”之“明毛晋跋”，第360页。原载绿君亭本或《津逮秘书》本。

[38]   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39]   “释教虚诞，有为图费。无执干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勒，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转引自前揭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一“佚文”之“《杨衒之传略》”，第357页。

[40]   关于“秽史”的历史，参见： （1）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6—292页。原载《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12月。（2）瞿林东《说<魏书>非“秽史”》，《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2—193页。原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5期。

[41]   蓝吉富《我国传统史籍中佛教专篇史料之检讨》，《中国佛教史学史论集》，第2页。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卷五O，大成文化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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