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 |
 |
时间：2009-7-24 13:46:33 来源：不详
|
|
|
，包容丰富，素有广博之称。汉代经学家又有远远超过《五经》自身规模的解经之说，使之成为“博而寡要”的烦琐体系。如何有效地驾驭规范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并利用它统一社会思想，施行礼乐教化，自然成为皇权职能的重要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修养是难以胜任的。
其三，提高君主道德素质的需要。儒家把君主的道德素质视为影响治乱安危的根本条件，“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甚至君主“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5〕，故“君贤者其国治， 君不能者其国乱”〔6〕。按照儒家的天君合德观， 君主要合天之“诚”，法天之“仁”，顺天之“明德”，而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型君主，只有通过承师问道，研习儒学伦理经典以“广明德慧”，才有可能臻达。
最后，从汉代历史实际看，在儒家文化的大氛围下，有些君主在儒经研习上确乎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由登堂而入室进入了研究层次，这里除了政治动机外，应承认有学术兴趣的因素。
二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经历了一个形成过程。汉初，新王朝对于统治思想处于探索选择阶段，思想界禁锢逐渐解冻。诸子百家之学复苏，与此相应，帝王之学亦呈驳杂，未有一定之规。刘邦委任大儒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教刘盈，却又以道家张良行太子少傅事，便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刘邦本人对待儒学的态度，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据《古文苑》“手敕太子”逸文，他告诫太子，“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这说明刘邦已从过去的轻儒转而重视读书并以此督促太子。从现有史料看，陆贾奉敕所献《新语》，算得上这位开国君主所接触到的儒学著作了。陆贾在书中推崇圣人之道，批评“夫世人不学诗书”〔7〕的社会风气，应该对刘邦父子有所影响。
黄老之学既兴，遂成帝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史称“孝文好道家之学”〔8〕，又称“本好刑名之言”〔9〕。不过，文帝亦习儒，十三年《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在黄老风靡之时，也酝酿着儒学的崛起，有识之士力倡新的君主教育方式。贾谊向文帝进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正矣。”他征引《学礼》ｔｕō＠①言西周制度，主张储君分别入东学、南学、北学、西学和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达到“德智长而治道得”〔10〕，并把太师、太傅职守确定为教诲天子讽诵《诗》、《书》、《礼》、《乐》，“谕于先圣人之德，君国畜民之道”〔11〕。然而，文帝“不用其议”〔12〕。
后有博士晁错上书，他说：“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术数，是指“人主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知所以听言受事而不欺蔽，知所以安利万民”〔13〕，张晏注：“术数，刑名之书也”，张瓒认为，“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晁错说，“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并谈到“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14〕，可见这时传统六艺的一些内容还保留在帝王教育中。文帝善之，遂拜错为太子家令，“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15〕。当时又有张欧“以治刑名言事太子”〔16〕，东阳侯张相如任太子太傅（学术倾向待考），后免，推文吏出身的大臣石奋继任。文吏系指吏员出身以明习法令积劳积功晋升的官僚，多属法家倾向。由上可见文帝时期储君所学是以法家学说为主体的，并保留有旧的传统六艺内容。
景帝时期是帝王之学转变阶段。由于当时学术民主空气较浓，百家并进，儒学在朝野的势力逐渐滋长，景帝时治儒经的学者已占据了一些博士位置。所以尽管景帝登位前接受了大量的黄老刑名之学，但他也表现出对儒学的好感和器重。《史记·外戚世家》称，景帝母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不得不”三个字把景帝矛盾态度揭示殆尽。在儒道互绌的辕固生事件中〔17〕，景帝予快刀助之，救其一命，亦有微妙态度存乎其中。因而，景帝初立太子刘荣时，就以好儒术的窦婴为太傅。后“既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召卫绾拜为太傅”，卫绾习儒学，是后来推行独尊儒术的重要人物。卫绾迁御史大夫后，复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太子少傅。由此观之，史称“乃至孝景，不任儒者”〔18〕，并不尽真实。武帝做太子阶段在儒师传授下开始研习儒学，这使他大量接受了儒家学术的熏陶，培养了对儒学的终生爱好，对他后来择定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影响。
武昭宣时期是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确立阶段。武帝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