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君师兼资”现象的意义，并不亚于两次经学会议的内涵，它深刻表明了儒学文化与汉王朝政治结合的密切程度和君主理论行为所达到的参与境界，生动地反映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建设的高度重视。君主成为政教合一的化身，从而使汉代政治权力对思想学术的干预，带有理论引导和学术参予的外在形式，干预更具有了隐性模式的色彩，这比秦代简单地采用暴力控制禁锢思想文化确实高明得多，也相对地符合了思想文化自身的发展与管理规律，所以对儒学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汉代君主对儒家经典和儒学价值的表层认同，也使君主与儒士阶层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沟通，扩大了皇权的社会基础，儒学成为连系皇权与儒士阶层的文化纽带。

五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心态，因此，以其所学施于政务是汉代帝王学的必然归宿。从政治实践看汉代君主习儒传统的效应，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让我们从其训政和施政的不同层面逐一观照。

前人曾指出，“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87〕。事实确实如此，自汉代尊儒习经传统形成后，君主不仅赏识重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通儒之臣，而且在治理朝政过程中，自己也“动依经义”，广征博引，从国家政事的决策到祥瑞灾异的应变无不具有经典依据，使两汉庙堂政治充溢了儒学理论的氤氲，这尤其典型地表现在诏令征引儒经的训政风气上。

按照汉代制度，君主诏令有尚书等职代劳，由于君主接受大量儒学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所以也有君主动手撰写的。如《史记·三王世家》所录武帝策封广陵王等三王之诏，索隐曰：“按《武帝集》，此三王策皆武帝手制。”赵翼《廿二史ｚｈā＠⑧记》中“汉帝多自作诏”一文专论及此。总之，它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施政命令，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理念，诏书也可视为君主重要的理论行为，是我们考察儒学与君主政治接榫的有效切入点。

　　西汉前期，诏文很少征引儒经。《汉书》西汉前期诸帝纪所录五、六十则诏文中，仅有一篇征引《诗》。景帝前元六年《整肃吏治诏》中甚至出现“夫吏者民之师也”这种带有秦政遗风的说法。后元二年的《重农诏》中，则有征引先秦法家李悝的一段言论：“雕文刻镂，伤农事也，锦＠⑨自ǎｉ＠⑩组，害女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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