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一般君主对于儒学都能通晓大体经义，掌握基本的政治说教，而天资聪颖、悉心向学者达到了精通经义、从容驾驭的水平。如汉武帝自幼喜读经书，对儒家天人之际学说自有不同寻常的领悟，这在他与董仲舒君臣策论的册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帝说：“朕永惟万事之统，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69〕。说明他考虑的是纲领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接着又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以及“灾异之变”和“性命之情”等三个分问题，要求对策者就上述范畴作出理论上的回答。这无疑反映了武帝的儒学知识素养和理论导向能力，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天人三策，董仲舒完全是在汉武帝再三启发下，揣摩迎合汉武帝意图而发挥出来的”〔70〕。汉代统治思想及其理论重心的选定之所以在武帝之手中完成，除了历史机遇外，与他个人的才学和气魄是分不开的。东汉明帝算得上一位学成治就的儒学皇帝，他“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71〕，由是才有中元年间明帝太学讲经的文化盛事。
由于通晓儒学，汉代群主在儒学学术和事务上除了自身固有的政治权威外，还拥有了理论上的发言权和参与资格。不少君主直接插手儒学，为儒臣出题目，定范围，引导经学研究的方向。如光武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72〕。章帝嘱意古文经，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73〕。灵帝时“诏刘陶次第《春秋》条例”〔74〕。
汉代君主还倡导论难学风，开始热衷于充当理论分歧的裁决者角色。吕思勉曾指出，“汉世论学，多以廷辩决是非”〔75〕。汉初曾有文帝裁决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之辩。后来，儒学经分今古文学派，每一经内又派别林立各有师法，汉代君主没有采取简单方式处理经义分歧，而是在皇权介入下，透过儒学大师间相互论难，求同存异，择优为用。“每ｙàｎ＠⑥会，则论难ｋàｎ＠⑦ｋàｎ＠⑦，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76〕。武帝时，有公羊大师董仲舒与韩诗创始人韩婴“论于上前”，又有仲舒与谷梁博士江公的议辩，结果“江公不如仲舒，卒用董生”〔77〕。“孝宣承统，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召五经名儒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由是《谷梁》之学大盛”〔78〕。光武尤倡此风，“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甚至“夜分乃寐，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79〕。光武和章帝还多次亲临太学，“令博士论辩于前”〔80〕，对善论难者特加赏赐。和帝时“因会召见诸儒，鲁丕与贾逵、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81〕。学术不辩不明，这种风气的扶持，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不过两汉亦不乏今古经学者为争夺学术地位党同伐异的朝堂辩论，这类辩论消极因素较多，君主往往充当了并不公正的学术裁决者。
当今文经学内部分歧加剧，严重影响儒学的统一，妨碍为大一统政治服务时，两汉历史上召开过两次大型经学会议。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后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作《白虎议奏》”〔82〕。君主凭借自身儒学修养，“称制临决”，就各派间分歧经义进行仲裁。这使君主俨然变成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治权力与思想解释权合而为一，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有效地维系了思想大一统局面，但同时也“使学术成为政治的奴婢，政治因此失去了良师益友”〔83〕。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君主开始试图打破历史分工，塑造自己亦君亦师的文化形象。史称“光武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84〕。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之礼时，“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85〕。明帝还致力儒学研讨，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并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明帝不无得意地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86〕这是汉代君主学而有成著书立说的难得一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