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两汉帝学内涵的推移，大体决定了汉代儒学内部诸经典和学派的盛衰浮沉，两者内在联系的探索，将有助于总结汉代儒学变迁的规律，笔者将另文述之。

四

两汉时期形成的以儒学为内容的君主教育传统，其文化效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君主习经传统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推动了儒学社会化的进程。自武帝以来，汉代历朝君主皆自幼读经，临政治国之际犹延师讲论不辍，这在封建时代无疑是最有号召力的事实，它成为尊崇儒学系列措施中的一个中心环节。正如牟宗三所论，汉君主“以经学通朝野上下之志，立时代风尚之纲准，故能成一代之规模”〔53〕。

　　与此相应，汉代诸侯王、外戚等贵族集团也亦步亦趋，以习儒读经为时务。如王式为昌邑王师，“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54〕。定陶王刘欣入朝，“上令诵《诗》，通习，能说”〔55〕。光武时沛王刘辅“好经书”，善说《素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说》〔56〕。成帝时，“上诸舅皆修经书”〔57〕。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58〕。

君主向学习经传统，又必然衍生出尊崇经师风气，进一步提高了儒师地位。按照儒家传统，“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9〕。元帝诏书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60〕为了表彰帝王之师“授道帷幄”的“师范之功”，成帝时“敬重师傅，张禹、郑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61〕。张禹以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62〕。西汉形成“人主师当为宰相”的惯例，首开其例者是蔡义以昭帝师为丞相，此后有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张禹、贡禹、孔光等皆备受尊崇，位极人臣。东汉明帝对经师桓荣“尊以师礼，甚见亲重”，“荣疾病，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及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63〕，可谓君主尊师的典范。

在汉代君主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动下，以儒学取士“劝以官禄”为诱导，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如西汉公孙弘少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64〕；眭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羸公受春秋”〔65〕。郑玄，“自游学，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人”〔66〕，甚至丧乱颠沛之中依然习儒授学不废。东汉宫廷之中，甚至“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67〕。史称“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68〕。儒家文化家喻户晓，获得了空前地普及，纲常伦理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及其价值成为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

其次，君主习儒读经传统，提高了紧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养，塑造了汉代君主的文化形象，为皇权规范儒家学术、参与儒学事务、实施意识形态管理作了必需的知识准备，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多年研习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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