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两汉帝学内涵而论，主要集中在今文经的三大经典——《春秋》、《尚书》、《诗》以及《论语》、《孝经》上。《春秋》“约其文辞而旨博”，一方面包含有丰富的政治借鉴，“夫《春秋》之为也，道往而知来者也”〔43〕。另一方面，蕴含着孔子“正名分、寓褒贬、明善恶”的“微言大义”，故兼有政治、道德方面的实用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司马迁尤其高度评价了《春秋》学的政治价值，“拨乱世而返诸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44〕。武帝尊崇儒经，一开始就把《公羊春秋》推到五经之首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武帝当年竞争太子之位时，《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原则保证了武帝的继嗣权〔45〕；另一方面，董仲舒关于《公羊春秋》“三科九旨”和治国之道的阐发，也迎合了武帝改革西汉政制的需要。所以武帝不仅自己酷爱《公羊传》，而且“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迄于两汉，《公羊》一直处于《春秋》帝学的正宗。如唐殊所论，“考西汉以来，《春秋》学以公羊学为最盛”〔46〕。到宣帝时，《谷梁春秋》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是为了利用其礼治倾向以缓解武帝末年加剧的社会矛盾。

两汉帝王学的另一重要经籍是《尚书》。《尚书》是尧舜禹和三代的政事事典，圣王治国的嘉言懿行尽在其中。汉儒孔安国极力推崇，“先君孔子，讨论《＠③》、《典》，举其足以垂世立教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47〕。武帝、宣帝、元帝等皆习《尚书》。东汉时《尚书》在帝学中上升到五经之首。刘秀曾在长安太学习《尚书》，“略通大义”。明帝立为太子后师事桓荣学《尚书》九载。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桓荣祖孙三代先后分别为光武、昭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讲授《尚书》、《欧阳尚书》。东汉诏令亦多引《尚书》，这反映了东汉帝王之学更注重通经致用的学风。

《诗》中包容了周代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量资料，先秦儒家以《诗》言志。自《孟子》始，常推《诗》意以立论，并开创征引《诗》为文的格式。《诗》学除在政务中发言立论缘饰吏事外，又有道德教育的功能。贾谊认为，太傅为天子称诗，可以“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48〕。武帝爱好文学，故习《诗》，并命昭帝刘弗陵习之。元帝柔仁好儒，以《诗》教的“温柔敦厚”精神施政。东汉君主习《诗》者少，光武时郅恽曾授皇太子《韩诗》，《韩诗》特点是“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49〕，重在义理，反映了东汉帝王之学意趣与西汉的差异。

五经中的《礼》、《易》，在汉代帝王之学中地位较低，故太子师傅之任无治《礼》《易》名家者。东汉有所改观，有明帝时张兴以《易》学拜太子少傅。究其原因，汉今文学的《礼》乃《仪礼》，其实用价值不高，又皆繁文缛节，很难引起君主研习的兴趣。《易》学长于权变，阴阳灾异思潮多引《易》发挥，在汉代政治舞台上颇活跃，但文义深奥，学习难度大，效用亦不若后来兴起的谶纬之学来得直接，故亦遭君主冷遇。

　　《论语》、《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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