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在“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广泛搜集先秦古籍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诸子百家立说颇多，经过儒家整理而定为经书的就有“十三经”。尽管这些古籍由于受到当时人文文化文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所限，多有把多事类的知识述于一书之中，但是记述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当时、当地发生的社会的、自然的以及历史进化的各方面的事迹。可以说在中国人文文化文明上是经历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崩溃，进入封建社会后，从对社会实践中来的知识作了一次大检阅、大总结，对当时历史上的社会实情做了一次总辑录。同时也拓广了封建社会的人文文化文明。这些古籍的宝贵价值，就在于它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对有关科学研究，都可以用来论证有关方面的由来与发展，司马迁正是搜集整理了这个时期的典籍而融化写入自己的《史记》中。一部《史记》也就使之能够有条件从先秦的古籍中融汇贯通与发展方志相联系的有关知识发展方志、得以使我们在今天研究方志的发展与起源也同样可以获得“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的科学依据。我们可以认为，方志的发展是与先秦古籍不是绝缘的。例如，《尚书·禹贡》，虽然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但仍属先秦古籍，是古代地理学家记述亚洲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方域、山川、土质、物产和当时的贡赋等内容及其成书的思维方法、文体结构等，与《史记》中的《河渠书》、《货殖列传》、《食货志》，都有共通之处，可以窥探出它们之间相互演化继承的痕迹。因此，一部“通古为书”的《史记》与志书的发展与形成是有着综合利用或吸收消化从而产生直接或简接的源流关系。《史记》里方志刍型的形成则是先秦古籍演变进化的结果。 

    方志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和定型四个阶段。其萌芽当在周秦而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则孕育了志书的第一个胎儿。自汉而唐，则为发展时期，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说：“宋代志书的体例，是封建社会方志体例的成熟时期。”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中说：“方志定型于南宋。”这就是说，方志萌芽于周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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