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述《史记》的主旨，对后世修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如《华阳国志》的作者不但据东汉荀悦撰著《汉纪》的“立典五志”指导原则［（３）］，提出“书契五善”的见解以“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４）］为标准，而且深为先辈的治史态度所感动，注重其实地考察，对材料的网罗搜取极为重视，广收资料，去伪存真，不妄撰、不虚构。他“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并据《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见，及自所闻”［（５）］。北宋吕大防称赞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６）］。《华阳国志》的著述主旨及其内容与《史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书中不仅记述华阳一地“两汉以来先后贤人”，而且加以扩展，兼及“梁、益、宁三州士女”与“侏离之氓”和“贱俚之妇”。可见在记载人物方面，《史记》是它的前驱和开端，它是《史记》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南宋，出现了不少在古方志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方志名著。当时人对方志编篡的议论和主张，也都贯穿着《史记》的著述主旨。众多名志中，如咸淳年间的《临安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经载之法”。周中孚跋谓“总十门，每门又各有子目，有序有图有表有考有传，其首例行在所录”。北宋乐史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始于东京，迄于四裔。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刊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南宋周应合关于修志必须“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主张和“削去怪妄，订正事实”［（７）］的要求，马光祖所谓“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８）］的看法，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士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９）］。刘文富在《严州图经》序里所指出的修志是“告后之为政”等，都体现出《史记》著述主旨的影响所及。 

    图表为方志表达事物重要方式。《史记》中的“表”以记事为主，是历代的大事记，是“本纪”的补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此表之所以为要也”。清万斯同曾提出“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司马迁在《史记》里通过表格形式，把历代相传的世系，列国间交涉纠纷的关系，重要官职的更迭等繁重混淆的事项排列得头绪分明、清清楚楚。自汉而后，历代方志中，运用图表的记其事者，屡见不鲜。例如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全书四十卷，将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四十七镇分列篇目，每镇卷首附图表，分类表述，体例完备。本书在魏晋以后的总志中，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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