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著述主旨对后世修志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５０多万字的通史，保存了古代各方面有价值的史料。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花费了二十多年工夫搜集材料，阅读了汉宫秘府的图书档案，调查了全国的古迹民俗，访问了当代的各样人物，把所积聚的史料，谨慎的加以抉摘取舍。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伸先生难言之”。“《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记·大宛传赞》）他尊重史实，不事虚夸。他著述《史记》的主旨是要从“网罗天下放佚归闻”里，进行“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整理，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１）］的任务，以达到“述往事”而“思来者”［（２）］。 

    《史记》著作的主旨决定了司马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写作。他的《史记》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他能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写成《货殖列传》，结论是“其实皆为财用耳”。他能注意到社会各阶层人物，如为匹夫犯上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立《刺客列传》；为以武犯禁的朱家、剧孟、郭解立《游侠列传》，为长安卜者立《日者列传》；为宫廷巫祝立《龟策列传》。他能注意到外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如写有大宛、乌孙、蔡、西南夷、南越等列传。给后来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史记》是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如《平准书》写到汉兴七十年，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外攘夷狄，内修功业”的大举。及至“财赂衰耗而不赡”，则用“兴利之臣”来加重剥削，因而“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复又任用大批酷吏以镇压之，也是很符合当时客观事实。而又能看出汉朝社会内在联系的叙述，如歌颂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写了一篇《陈涉世家》，并说：“陈胜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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