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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