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有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我们只要看一看《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注:《史记·平准书》。)时尚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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