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注：苏洵：《史论上》，《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六六八页。） 

    通观全篇，苏洵主要是阐述他对经与史的关系的见解，但他起首便讲到了史家之忧及忧之所在的问题。苏洵认为，史家之忧是“忧小人”，因为只有“小人”才需要惩劝，而君子则无需褒贬便能自觉懂得惩劝的。他还以“梼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见解。 

    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的见解，这是过于狭隘了。他以楚国国史《梼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之一。（注：《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孟了·滕文公下》。）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而与“君子”无关。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注：《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至于《春秋》，绝不止是给“乱臣贼子”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就不会过于苛责了。苏洵在《论衡·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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