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户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注: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北宋史家忧患意识的深沉历史感,同样也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他著有《唐鉴》一书,在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
他认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今所宜监,莫近于唐”的认识。这跟上述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地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注:《唐鉴》,卷一二。)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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