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苞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注：《宋史·李心传传》。） 

    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唯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注：《通鉴纪事本末》序。）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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