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①＠①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注：《王文公文集》，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这里道出了“四方有志之士，＠①＠①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已超出了个人的思想范围，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司马光、范祖禹等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只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只厥德，乃早坠厥命。”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 

    接着，司马光便言其作《历年图》之目的在于察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以使今人“法善”、“戒恶”，明乎“治不忘乱”的道理。他写道： 

    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ｙǐ＠②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志亡，治不忘乱。”《周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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