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君臣关系和这种用人原则，自然令人堪忧，而且的确是属于“社稷之忧”的范围的。苏洵还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才可应天下“不测之变”。可见苏洵所关注的“社稷之忧”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忧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关于君臣关系之忧等等，是有人与之共鸣的。曾巩与宋代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担任过史馆修撰之职。曾巩之忧当是史家之忧的一种反映，而他的一些见解恰与苏洵有相同之处。曾巩在《说遇下》一文中写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本尝皆备其礼也。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五九页。） 

    如果苏洵所披露的君臣关系的淡漠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曾巩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就很形象具体了。可以想见，这种关系笼罩下的政治决不会是强有力的政治，其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曾巩的这些见解，确乎是“社稷之忧”，反映了他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统治集团的思想状态、运转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一点，是应当重新做出估量的。曾巩在关于用人问题上，也同苏洵有类似的见解。他在《治之难》一文中指出：“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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