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曾巩比较起来，欧阳修的忧患意识也是史家之忧的突出反映。欧阳修曾撰《原弊》一文，指出： 

    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之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昔者“常有余”、今者“常不足”的差别，是不同的政策造成的；而造成“今”与“昔”政策上变化的具体根源又在于“众弊”的存在。“何为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但是，弊端还不止于此。欧阳修进一步指出：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僭侈之费，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天下几何其不乏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一○三二页。） 

    众弊丛生，天下匮乏，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重的“社稷之忧”、“天下”之忧。欧阳修还进而分析了“不量民力以为节”关键是“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不量天力之所任”即“不知水旱之谓也”。他在本文末写道：“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这反映了史家之忧的积极意向。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史家的忧患意识在历史撰述上和社会影响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撰述上看，史家的忧患意识往往同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化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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