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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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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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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想，更由于他作为出门人和旅行者保护神的作用。”[39]玛丽·博伊丝则指出：“他（斗战神）被尊为一个重要的保护神，而在稍后的时代则作为行人商旅特有的守护神；他的颂歌（yasht）总是为那些行进在旅途中的人们所刻意吟诵。”[40]帕西人认为，他们能安全地从伊朗到达印度，也是受斗战神的庇护。据《Sanjan年代记》（Kisseh-i-Sanjan，1600年Navsari的Bahman Kaikobad写的波斯语诗歌）所记传说，帕西人迁徙途中在海上碰到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先辈们向斗战神祈祷，希望救助他们脱离风暴，允诺以他的名义奉祀一座巨大的火庙。风暴消退，感恩的帕西人就奉祀了印度第一处斗战神之火——Iranshah，作为他们感激的标记[41]。在拜火教里，所谓“斗战神之火”就是最高级圣火[42]。
实际上，斗战神作为行旅保护神这一特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希腊化时代。在克尔曼沙赫（现在叫做巴赫塔兰Bakhtaran）附近的贝希斯敦（Behistun/Bīsotūn），在那著名的大流士摩崖附近，路边的岩石上开凿了一座神龛，雕造供奉的是希腊神话中光荣的战胜者赫拉克利斯（Herakles Kallinikos）。[43]该神龛有一条希腊语铭文，表明其开凿于公元前147年左右；同时它还有一条尚未完成的阿拉米文铭文。神龛位于东西方交通主干道（即由德黑兰经哈马丹去往巴格达的大路）的路边，这一位置表明，它是为希腊和伊朗两种信徒设计的，因为战胜者赫拉克利斯在希腊化时代被比定为斗战神轧荦山（Verethraghna），而后者对拜火教徒而言就是旅行者的守护之神。这样，沿着这条重要干道从该岩石旁边经过的伊朗人可以在那里献祭，祈祷他的保护；同时，希腊人则祈求他们自己神明的亲切护持。[44]
因此可以认为，斗战神作为商人行旅的护佑之神，这应该是祭司被赋予其化身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可以设想，在祭司被赋予斗战神化身形象的地方，该社群多半是离乡背井、出门在外，当然，也可以引申为身处文化故土甚至伊朗世界之外。就目前刊布的材料来看，葬具上事火祭司为鸟身的文物均出土于中原内地或蒙古高原；而在出土于中亚和粟特本土的类似葬具上，事火祭司均为人形，[45]二者间的区别值得注意。至少，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粟特人在中古中国被直接称为商胡、贾胡、兴（生）胡，行商色彩极为浓厚，可是在其本土，商贸却成了“粟特艺术中最缺失的部分”；“撒马尔干壁画的所谓‘异国风情’特征中，明显缺少了贸易和长途商旅的信息，大量不同形式的粟特壁画都是如此”；“整个粟特本土艺术甚至没有一个表现粟特商队的场景，也没有一艘商船”；“绘画题材中缺失商业活动场景的安排是如此的统一，所以不能仅仅把它归咎于材料的缺失”；“粟特地区虽然主要是一个商贸社会，但它的艺术从来不为商人喝彩”。[46]这种情况强化了我们的推测，即葬具上的斗战神化身形象主要是作为离土在外社群的保护神而被赋予祭司从而政教首领的。
不过，在伊朗艺术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流行的模式和艺术风格不同，斗战神的图像也随之采取不同形式。在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和早期萨珊波斯，斗战神被雕刻成希腊的赫拉克利斯的样子：一个裸体的男性形象，手持大棒，显示身体强健。稍后的萨珊时期，该神祇被描绘成萨珊王朝的战胜之火，即在印章和钱币上见到的ātaš ī Wahrām，以及描绘成《亚什特》（Yašt）第14篇（即斗战神颂歌）所列举的各种不同的动物化身，从而图示在萨珊艺术之中。[47]
可是，我们在葬具上见到的鸟身祭司既然是斗战神的化身之一Vareghna鸟，那么其上半身的人形又从何而来，或该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这鸟身人形正反映了拜火教里斗战神与灵光神特殊的密切关系，上半身的拟人造型应该就来自著名的“王者灵光”。
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Vareghna鸟是斗战神和灵光神共有的化身形象。专门的研究者认为，在东伊朗文化世界，斗战神和灵光神关系非常密切。在贵霜钱币上，斗战神（Vərəθraγna）用希腊字母写做ORLAGNO,该神祇被图示为戴着有翼冠饰——一个伊朗象征符号的特有母题，以此将其比作灵光神（Xvarənah），即比作贵霜的光耀神（FARRO）。在这种象征符号背后，很可能就是《阿维斯塔》中有关Vareghna鸟是斗战神和灵光神二者化身的观念。[48]而灵光神最典型的象征，就是著名的“王者灵光”。
在宗教神话中，灵光神伴随着君主、英雄、先知等正直、诚实、公正的领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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