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大安三年开始，由铁木真统一的蒙古汗国连续向金朝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些关键战役中，金军大多败绩，到贞祐二年“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6）而金朝的军事情况又如何呢？金朝前期的精锐主力女真猛安谋克军，自从入中原后战斗力下降许多，海陵末年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当时南宋川陕“边将常曰：敌兵易与，十不敌部落一二”故金朝“招西蕃部落为军”以对付宋军。（17）世宗 章宗时，这种衰落的迹象日甚一日，章宗初年，元老徒单克宁就提醒章宗“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18）甚至那些未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亦习此风，比如原来骁勇的胡里改人到章宗时，竟也“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19）女真猛安谋克军战斗力下降，故金朝中期精锐由乣军取代，在金章宗时期对付蒙古诸部和南宋的战争中立下许多战功。宣宗时杨云翼谏宣宗伐宋，理由之一就是“今日之事与泰和不同故耳”“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乣军，亦躯之为前锋，今能之乎？”（20），宣宗时移剌福僧上抵御蒙古之策，言“为今之计，惟先招徠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21）从大臣们的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乣军的重要性。战例也能说明问题，蒙古第二次围攻中都时，金将纥石烈执中诱蒙古军至涿 易，乘车督战“鞑兵大败”次日以术虎高琪以乣军五千与蒙古军战斗“自夕至晓”只是由于忽然北风大作，蒙古军乘机纵火而溃败。（22）证明大臣所言不虚。但是乣军以契丹人为主，而金对契丹人一向充满猜忌，如金世宗就说契丹人“彼之野心，亦足见也。”且断言“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23），金朝不光是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这个政策一直得到坚持，卫绍王时期北边有警，他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24），就能说明一定问题，在这种猜忌状态下，契丹人自然会对金政权离心离德，后多叛降蒙古。女真军丧失战斗力，乣军虽然战斗力强但叛亡相继，这就是金蒙战争初期金朝军事的真实写照。那么这个战斗力的空白也只能也惟一可以由金朝的汉族构成的正规军和义军来填补。花帽军就是在这个大敌当前而金朝无兵可用的背景下出现的。

金朝的汉人并非向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懦弱，一些地区有尚武的风俗，比如花帽军诞生的燕云地区，这里的人民“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25），以后这里割让辽朝，这里的人民“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强烈的尚武精神。”（26）其他地区亦有如此现象，金朝老将夹谷清臣回答章宗汉人与西夏人孰勇的问题时，说“汉人勇”（27），金将移剌塔不也也说“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28）。夹谷清臣是胡里改人，移剌塔不也是契丹人，相信他们不会因为偏私族类而说汉人的好话。可见，金朝的汉人是具有成为填补金军战斗力空白的资格的。

从金蒙战争初期开始，由汉人构成的义军逐渐展现在历史舞台面前。一开始义军分两种类型（29），一种是金军战败后，由地方土豪组成的义军，比如金居庸关失守后“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30）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金政府官员组织的，比如中都被围时，任尚书省令史的田琢招集义勇“募兵旬日，得二万人。”（31），侯挚“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32）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是政府官员属下的“壮士”招募的，“（贞祐）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33）郭仲元就是其中的“壮士”之一，他确实很尽力“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34）从现有史料分析，他招募的地域范围很大，比如后来成为郭仲元部将之一的李霆，是宝坻人“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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