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金史》之《完颜伯嘉传》有关于对河东义军程琢的处理的讨论，其中金朝大臣胥鼎的意见是“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89）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对于程琢的义军，身为金朝大臣的胥鼎对其表示了很大的不信任，认为应该“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从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来看，和金廷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义军处置方式是大体一致的。
在胥鼎的传记里，有他处理义军的一个奏章，上面是这么说的“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90），这里的记载比上面那条更清晰，而且提出的目标是防止其“朋聚党植，无所不至”，看来，让义军保持在金朝政府的控制下，防止其自身势力坐大是这么处理的基本原因。

《必兰阿鲁带传》云“既而诏择义军为三等，阿鲁带奏：‘自去岁初置帅府，已按阅本军，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屡试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顾其家，心一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不相谙委矣。国家粮储常患不继，岂容侥冒其间？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势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且义军率皆农民，已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征集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诏许之。”（91）这里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对义军的处理和郭仲元 郭阿邻的军队竟然出奇一致，都是分为三等，都是淘汰掉一些人，而且按照必兰阿鲁带的说法，这么做严重削弱了义军的战斗力。而且“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与胥鼎对义军的处理意见相合，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政策是否是真针对郭仲元和郭阿邻呢？看来不是，提到的义军都有大致如此的处理。

另外就是上面提到的从坦，金朝也对他的军队进行了裁减，“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谋为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惧，留宿孟州。枢密院奏公（冯壁）代本温竟其事。公至卫，召四将谕以上意，思忠挟叛者请公还奏之。公责以大义，辞直气壮，将士惭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92）这里看出金朝政府这么做的方法差点引起兵变，这个神道碑是讲冯壁奉命汰河北的“不逞辈窜名其间”的军户，但是也并非如此简单。沈思忠，在《金史》里出现过，他是田琢招募的义军手下的一员大将。（93），后归于从坦麾下，也可归入义军的范畴。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朝政府虽然表面上利用义军，但是对于他们并不怎么信任，要么淘汰掉一部分削弱其力量，要么就分为几等互相驻守不同的地区，分其势。这么来看。宋人史料那则是蒙古将领要求金朝解散消灭义军则更不可信，因为总不至于蒙古要求解散一个义军，金朝就解散一个义军，没有那么愚蠢的君主，因此，这种政策的实施只能从金朝内部找原因。

将义军分散拆分是经过很大的博弈才解决的，在郭阿邻的军队就出现了不满“阿邻有众万五千，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其众泣诉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阿邻亦不欲分之，因以为请。宰臣奏：‘若遂听之，非唯东平失备，他将仿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为然。”（94），因此当时事件的解决绝非史书中写得那么轻松，必定经过无数的博弈与相互妥协，方才能成。除了强制拆分以外，金宣宗君臣还采用了一些权术的方法，如在赐姓问题上制造郭仲元与郭阿邻的不同造成二人矛盾，以及抬高郭仲元部将李霆的地位等。本人核对了郭仲元 郭阿邻和李霆三人的列传，从贞祐四年开始，他们三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同一战场上，就任的地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显示金廷对他们三人合力的疑虑。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花帽军以及其他义军拆分的大背景问题。

（一）义军与皇权的矛盾（95）

中国古代社会特点体现在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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