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一则宋方史料的辨证

关于郭仲元救援中都，在宋人记载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见：

“兴定元年，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险，又有霸州统军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难信，每厉兵以拟其后，通三人，聚兵八十万，大军（蒙古军）患之，乃问罪于金曰‘汝既讲和，何故使文哥来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权，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帅府事夹谷监军统三万众讨之。文哥之兵请战，文哥不许曰‘一去接战，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遥拜，文哥自缢死。夹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军，大军遂剿夹谷之军于霸州城下，仙武 仲元亦招会赐死，其军遂溃。”

崔文印先生校勘记指出 “仲元既上文之郭仲元，金史卷103有传，其人乃‘花帽军’首领郭大相公，并非赐死，疑此处有误，或一人重名？未详。”（83）

这条史料崔文印先生没有在现有的史料里找到史料来源，但是使用者亦少，因为此条确实荒唐，按其记载，郭仲元因坚持抗蒙而于兴定元年招会赐死，但是按完颜仲元传，兴定元年以后郭仲元还在人世，而且不断有他立下战功的记载，除其本传， 《金史》卷一五 《宣宗纪中》，卷一六 《宣宗纪下》，兴定三年和元光二年郭仲元曾出现，此外卷一二八 《纥石烈德传》卷一一三 《赤盏合喜传》分别记载兴定三年郭仲元与其行元帅府事，以及元光间凤翔战役。如果退一万步，金朝的官史一概不可信，那么元好问 《桓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和杨宏道 《别凤翔治中艾文仲》记载元光间和正大元年郭仲元在凤翔，刘祁 《归潜志》卷六亦记载郭仲元正大时还在人世，按照考据学的原则，孤证不立，因此这个史料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整个活脱脱一个金朝版的 《兀术遗桧书》！况且按照上面分析，这事也不应该系于兴定元年。可以判断，这个史料是采蔗宋人笔记小说一类的作品，不会是金人作品或者是严肃的归正人的作品。

在断定这个史料的荒诞之处时，亦可知其有可取之处，首先“清州郭仲元”这个可以从金史得到证实。如李霆“中都食尽，霆遣军分护清、沧河路，召募贾船通饷道。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从河北路宣抚使完颜仲元保清、沧。”（84），如郭阿邻“宣宗迁汴，阿邻改同知河间府事兼清州防御使，将所部兵驻清、沧，控扼山东。”（85）。可见郭仲元 郭阿邻确实曾经屯住过清州一带。另外几个武装，如苗仙武，显然应该指活跃在中都的武装苗道润部，当时道润兵力颇强，后来河北义军另一首领靖安民“贞祐初，充义军，历谋克、千户、总领、万户、都统，皆隶苗道润麾下。”（86）可见其势力之大。白文哥，本人颇疑是金史中的伯德文哥，这个人物是在宣宗与完颜素兰谈及术虎高琪跋扈时出现的“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87），正好是义军首领，而且颇为不受管制，完颜素兰传也提及另一点就是“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则伯德文哥初隶属中都帅府，正好在中都附近，且“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云，霸州与永清相邻，更增加二者为一人可能性，不过仍然不可轻易下结论，因为材料太少。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信安为霸州属县，那里是河北抗击蒙古坚持最长久的地区，刘晓先生的一则校勘札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8），郭仲元 郭阿邻欲收复中都，联系信安的义军也在情理之中。

按照金史和宋人记载，金史多避忌和回避，事件清楚但难以梳理，且侧重于联系他们与有军事才能的涿州刺史从坦的关系。而宋人记载过于荒唐，但是点出除正规军尚有河北的义军武装参与收复行动的事实，因此最大限度的辨析史料则可最接近历史事实，看来，收复中都的行动有郭仲元 郭阿邻以及内族从坦还有中都附近的地主武装，这些游历不定的武装结合在一起，不能不引起金廷的顾忌。

三花帽军拆分原因之推测

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花帽军之拆分的主要史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难免有夸大之处。如果在这些史料面前进行考证，必然陷入为考证而考证，后一个考证结果建立在前面不可靠的考证结果之上的结局。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当时的局势以及政治军事情况的大背景，从这个大背景下来探讨问题，以及考虑金朝对其他义军是如何处理的，进行综合对比，才能得出接近历史事实的答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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