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金朝自从与南宋议和后，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大大缓和，且女真人汉化很深，但是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109），因此拆分必然也要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在贞祐初年的抗蒙战争中，女真将领猜忌汉人统兵就已经露出苗头，比如高庭玉任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高庭玉）临事不少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110）。再如贞祐时，杨庭秀与李公直起兵勤王，仅仅把“国朝人有不从者”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使便诬其谋反，杀之。他们在起兵时联络了招募义军抗击西夏有战功的汉官韩玉，韩玉有勤王的意愿，发布檄文说“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但是却“或以温甫（韩玉字）有异志，收鞠死狱中，士大夫愤惜。”（111）。王庆生先生指出，这两个事件都与女真将领忌讳汉人典兵有关，当时红袄军大起，屠灭种人，河南 陕西女真将领如惊弓之鸟，这么作为了避免潜在的危机。（112）。再如金朝后期统兵的枢密院由女真武人把持，原来尚书省提控枢密院的旧制被打破。（113）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自然会把宣宗对义军将领的猜忌提高一个层次。不过，这里面虽然有民族的因素，但是与皇权因素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因为金朝后期统兵的主要是女真人，他们的所为屡让人诟病。（114），但是金的皇帝仍然要以近侍进行监军“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有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115）乃至元朝史臣有“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116），既然对于女真将领尚且如此，足见其与皇权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况且重用女真人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哀宗在天兴时以跋扈为借口杀了汉将李新，但是后来崔立起事时，不过三百人，开封市民认为“人谓李新若在，绝与（崔）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而“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117）乃是最大的讽刺。

（三）宣宗与术虎高琪的不务远略

虽然说皇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同为皇权，使用的人还是有实力的差距的，不然何来明君与昏君之说？但是宣宗确实不是一般的昏了？其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个人的私利，不求远略，惟求苟安，甚至主要想过奢华的生活，《陈规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宣宗命令属下做一件大红绣衣，告诉属下千万不要让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直到做好了，还再三追问陈规知道没有。（118）李锡厚先生感叹到“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了。”（119）而宣宗前期倚重的术虎高琪也是一个样子，先是提出置河北于不顾，大修南京里城。时人就讥之“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为国也？”（120）后来竟然建议请求修一山寨躲避蒙古军的攻击，当时完颜伯嘉愤怒的说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121）这样一对君臣的统治下，哪里是在挽救自己的危亡，简直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当然，古代皇权政治是常态，建议他们不对义军进行控制是无知的，但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在什么时机拆，当时金朝是存在与义军的矛盾，但是与蒙古的入侵相比，显然归属于次要矛盾方面。即使要实现同蒙古议和，以苟安河南为目标，前提也是打几个胜仗重创敌人，张行信已经说得很明白“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122）今人周峰先生也对宣宗派使者与蒙古求和提出批评“由于处于衰败之势的金朝和正处于新兴上升之势的蒙古实力相差悬殊，因而使者的出使往往不能完成其使命。”（123） 金朝要生存，就是要赶快内修军政，坚决抗蒙，即使求和也要达到与蒙古军力相抗衡。但是这一君一臣显然只看到义军将领对自己过太平享乐日子的障碍，却不知道蒙古灭金的日后的危机。故，金之亡，非亡于蒙古，着实是自己将自己打倒。金之亡，宣宗难辞其咎，说他是金朝九帝中能力最差的，大概并不冤枉他吧。

四花帽军拆分后各部战绩

（一）郭仲元部（124）

金朝的拆分活动正如火如荼之时，蒙古方面却在攻克中都后，继续向金发动试探性进攻，贞祐四年秋，蒙古派出以三木合拔都为主将的万余军队，向金的潼关防线进攻，他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