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强调君主读经史，目的正如宋高宗对太子言“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98），古代的君主在处理事务时常常会拿历史的类似情况进行比对，尽管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但是大体相似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与金朝的贞祐南渡类似，历史上的东晋南朝以及南宋都出现过因民族战乱而导致大规模流民南下的事，那么当时的朝廷是如何处理的呢？通过一些浅薄的研究，发现与金朝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东晋南朝的武力支撑主要是南下的流民武装以及边境的豪族，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撑，就没有东晋南朝的一切。而南宋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北方移民构成了南宋军队的主体。（99）这些与金朝的情况一样，他们对于朝廷既是武力支撑也是对皇权的威胁。况且确实有野心家利用流民武装夺取最高权力的事情，比如刘宋时期萧道成利用宋魏战争时南下的青齐豪族集团篡宋，以及南齐时萧衍利用晚渡北人的主要区域----襄阳聚集的雍州集团而篡齐。（100）这只是极端一点的例子，但是无论是东晋南朝还是南宋，和金朝相比，对于南下流民以及义军武装，猜忌的程度只有大小的区别而无本质区别。比如田余庆先生对于东晋前期对于流民帅的研究指出东晋将流民帅大多羁縻在长江以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101），先生又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种政策一方面出于司马氏政权的狭隘利益，也是避免他们在江左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先生还特别指出“流民散处江淮，有强臣就流民所在统之而用于北伐，如两晋之际祖逖在徐 豫，两宋之际宗泽在汴京，这样最可能发挥流民的作用，但也最易遭南方偏安政权之忌。祖逖受制于王 马，宗泽受制于汪 黄，都怏怏不得志而死，晋 宋南渡后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冲突，使这种局面难于避免。”（102），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与东晋司马氏提前渡江和南宋赵构为漏网之鱼相比，金朝宣宗的政权更加脆弱，因为前者尚且还有正统性作号召，而宣宗按照金人的话来说“宣宗立于贼手”（103）是纥石烈执中武装杀金卫绍王而立，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对于宣宗来说，首先就是要保住自己的皇位以及皇权，而由于先天不具备合法性，因此按照本性猜疑的宣宗看来，任何不在他可以掌控的将领立下大功，都有蒸蒸日上之时算旧帐废除他的可能，更何况郭仲元和郭阿邻联合如此众多义军武装，而且夹杂一个宗室丛坦，“宣宗南渡，防忌同宗，亲王皆有门禁。”（104），在京宗室尚且如此，一个在外立功的宗室岂不更容易使他感到威胁？综观宣宗南渡后的努力，完全为维护他的脆弱的皇权，比如重用胥吏，重用近侍，只用自己熟悉的将领，但求苟安，“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105）。大臣宿将尚且如此，与自己本来几涉及不深的义军将领们，就也构成了他的威胁之一。因此作得相对其他王朝更加极端，在没有完成对蒙古战争哪怕构成短暂的平衡下就进行大规模的拆分，而其他朝代大体在民族矛盾缓和或者达成议和时，比如南朝时对于屡次威胁建康的上游兵多将广的荆州武装，一遇到民族矛盾缓和的时机，就把荆州划分成多个行政区域以削其势。（106），南宋则在所谓“绍兴和议”后肢解了各路大军，岳家军 韩家军尤其受猜忌，各支大军从总数35万人削至21万4500人。（107）。从这个角度看，宣宗之所为，与历代南渡王朝并无二致，只是更加绝而已，上引金朝政府处理意见，主要是担心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力求控制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与南渡王朝做法相同，而金朝后来“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训练官，从八官。”后来这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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