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来则看金宣宗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的反应了，贞祐四年，郭仲元朝见宣宗，上“恢复河朔之策”，但是如前述被宣宗以“东平方危”而一口拒绝。（66）。四年后期，结束与蒙古军的河南作战后，郭仲元再次上奏宣宗，内容“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67），其实这是要求和蒙古军作战的委婉之词，因为当时蒙古和西夏经常联兵攻击金朝，因此与西夏作战就意味有可能与蒙古军交手的机会，但是宣宗仍然只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但是给他“单州经略使”的官职，从本传的作战经历看，和红袄军和宋军作战是主要方面。（68）兴定三年，郭仲元再次提出北上抗蒙的要求，言“州城既固，积粮二十万石，集乡义军万余人，并闲训练，足以守御，乞以所部渡河。”但是仍然被要求“诏屯宿州”（69），兴定四年，郭仲元担任“保静军节度使，寻为劝农使。”按金史，保静军为宿州军号（70），而宿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北部，离抗蒙前线远着呢。五年，他担任的职务是“镇南节度使”，按金史，镇南军为蔡州军号（71），而蔡州，熟悉金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是金朝亡国的地方，离抗蒙前线相对宿州更为遥远。直到元光元年，他才回到日思夜想的抗蒙前线，不过是因为形势紧急，宣宗不得不亮出王牌之故。如果说兴定三年前的救援行动因为有术虎高琪作梗，但是三年后，宣宗已经将术虎高琪杀掉，但是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仍然持消极态度。从以上金朝救援中都以及对郭仲元北上的态度，可以认为，与《完颜阿邻传》相比，《完颜仲元传》叙述那个行动是他们自发的更接近历史事实一些。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宣宗要求他们恢复中都，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二）关于从坦
我们要考证的第二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无论是郭仲元还是郭阿邻的军队，被拆分的原因，二人的本传都显示与约定涿州刺史从坦收复中都有关系，因此对从坦以及其主要经历考证尤其显得重要。按从坦，《金史》有传，说他“贞祐二年，自募义兵数千，充宣差都提控，诏从提举奉先、范阳三都统兵。除同知涿州事，迁刺史，佩金牌，经略海州。顷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军民，应援中都。”（72），他有一定的才能，金朝大臣许古当时向宣宗推荐的将领“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73）看来在涿州刺史任上确实有一定的战绩，此外按照本传记载，从坦担任“宣差都提控”在“涿州刺史”之后，按金史，贞祐三年十二月“壬寅，诏林州刺史惟宏与都提控从坦同经理边事，诸将功赏次第便宜行之。”（74），与《完颜仲元传》不同的是，郭仲元的传记记载约定身为涿州刺史的从坦收复中都被系于贞祐四年，但是按照本纪，贞祐三年十二月从坦已经担任宣差都提控，人在河南，而且本传记载，他也再未担任过涿州刺史这个职务，因此二者必有一误。按元好问给冯壁写的的神道碑写到“（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山东 河朔军六十余万口，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公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又说“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军于孟州”云云（75）。此事王庆生先生所著《金代文学家年谱》（76）亦系之于贞祐三年，因此大概可以考订，郭仲元约从坦收复中都，大概在贞祐三年五月二日中都沦陷到十二月从坦就任都提控之间。
另人更感兴趣的是，从坦本来已经是金末女真将领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竟然有人要置之于死地，宣宗初，有诬宗室从坦杀人，将置之死。而且还人不敢言其冤。当时身为太学生的马舜卿（肩龙）“以太学生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方今人物，无有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耶’舜卿对：‘臣知有从坦，而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77），以此小传比对金史的《马肩龙传》，明显可以看出金史因袭的部分，因为《金史》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大量参考了《中州集》（78），而金史的从坦传未叙述被人诬陷的事，看来是因袭实录国史一类的列传部分。可见金史从坦传对于从坦的收复中都计策以及被人诬陷的部分，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以致要参考其他传记。另，虽然说“国家百余年，累圣相承，一以人命为重，凡杀人者之罪，虽在宗室，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79），但只适用于大定明昌承平之世，并不完全适用于金末，况且是诬陷其杀人，即使是真杀人了，如术虎高琪曾经把力劝他契丹军不可信任的生樊知一“以刀杖决杀之”（80）但是仍然得到宣宗的倚重。再如元好问提及的完颜陈和尚。以及金朝捍将纥石烈牙吾塔，严重到用人肉作馒头的地步，仍然“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81）即使是汉族大臣，比如雷渊“在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仍然一时罢免后复出。（82）与从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还无人为其申冤，竟然要一个太学生慷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