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不同文明的政治体制类型，学术界有过一些研究。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沈原、张旅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是运用社会学的工具与概念分析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其中特别探讨了作为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帝国的典型中国，由于作者是从与世袭制王国以及其他官僚制帝国比较中看中国，并总结理论模式，对于宏观上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有益处的。艾森斯塔德在该书中文版导言一方面指出：“一般来说在儒教—法家文明的基本意识形态、制度前提和政治秩序方面，特别来说在中心的结构方面，都不能引发深远的变迁。”（第12页）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帝国体制以及封建体制都显示出最大的转型能力，即“在该体制自身之内创造出某种新的，尤其是某种更加分化类型的政治体制的最大能力”（第14页）。他最后强调，这些帝国乃是前现代政治体制中最为坚实、最为耐久的事实，使得这些帝国对于理解向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具有特别的旨趣。的确，我们对于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思考现代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清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传统政治体制的集大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发展到清代，系统而严密，十分成熟。清朝实行奏折制度，创立军机处，将“乾纲独断”的君主集权体制推向了极致；同时自汉代就提倡的“以孝治天下”在清朝发扬光大，“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治纲领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研究清代的政治体制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很有必要。
    其次，清朝政治体制是满族联合蒙古族征服汉族后建立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大量注入了非汉民族的成分。或者说，清朝政治体制具有多民族联合的特点。满族自身在入关前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八旗制度基础上的贵族政治，同时这种政治体制不断向君主集权化发展。满族入主中原后，固有的政治体制与中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合流，贵族政治进一步面临挑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衰落、满族贵族不断丧失控制八旗的权力以及八旗首领权力的不断下降，突出体现了满族传统政治体制的衰落。但是贵族政治又体现着满族的政治特色，对于保持满族本位的征服民族统治是有利的，满族贵族在清代始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清朝首崇满洲的选官制度、世爵世职制度都极具特色。而宋明以来的汉族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以科举制选官，绅士为社会基础，贵族的势力受到极大限制。满族皇帝既要摆脱传统贵族政治对君权的限制，又要限制汉族官僚体制牵制君权。同时，清朝满族统治者还要与汉族文人争夺官员的位置，满汉矛盾始终存在着。清朝的皇帝与统治民族非汉族的特点，使得任何汉族朝代皇权确立都需要的合法性问题，又加上了异民族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复杂。清朝的统治自然注意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民族性问题，满族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吸收多民族成分的过程，八旗组织具有满、蒙、汉等多种民族成分，入关后清朝建立了对西北蒙古、维吾尔地区以及西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中央控制下的区域、民族自治。从乾隆时代编纂满、藏、蒙、维、汉《五体清文鉴》，到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直至今天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提法，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传承，显然清朝的多民族政治体制值得深入研究。
    再次，清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变革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晚清为传统政治体制近代化的滥觞期。光绪后期清政府实行新政，调整官制、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科举、兴学堂，国家终于踏上了近代化之路。近年来对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表明，清末新政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以前一些学者过分强调新政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指责改革的局限性。今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新政毕竟是近代化良好的开端，其局限性属于“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新政作为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总结的东西自然很多，值得今人深入思考其中蕴涵的复杂历史内容。另一层意思是指清朝前期康雍乾时期的改革，尤其是雍正皇帝的改革。冯尔康先生在《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揭示了雍正的革新思想与改革的措施、政策等等，强调雍正改革问题的重要性。郭成康先生更指出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形势给清朝带来了改革的压力，清帝提出能与才代替传统的贤与德任官标准，追求行政效率，影响了康乾盛世的形成。其实，在清朝始终存在着皇帝与官僚体制一定程度上的矛盾，甚至可以说一些皇帝在不断地“同官僚主义做斗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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