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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历史特点及其走向（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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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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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会风气丕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沈练、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臣；至于正德许天锡的“尸谏”、嘉靖海瑞的“备棺而谏”、万历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财、气”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决策分歧时，群臣往往集体进谏，如正统时谏阻英宗亲征、成化时劝谏宪宗合葬钱太后于裕陵、正德时谏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礼议、万历时争国本等，皆为显例。其中，成化时劝谏合葬钱太后于裕陵和万历争国本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尽管他们用以谏君的信念和依据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其试图以群体力量限制君权的意向和不懈努力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6.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朱元璋确立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努力营造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严禁中外商民自由贸易。永、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是中国远洋外交和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本质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其目的仍是通过宣扬明朝国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故终因所费不赀而被迫停止。中叶后，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违禁甚至武装下海者日趋增多，嘉靖时“倭寇”中的大部分实为中国沿海商民。在此压力和朝贡贸易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在隆庆时“准贩东、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许东南沿海人民出海贸易。这虽在客观上为民间海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总体看来，其对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二万五千余华人在吕宋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时，明廷甚至采取了坐视不管的态度。
综上所述，明代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保守与开放并存，表现出明显“转型”趋向的时代，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故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宣告“转型”的失败。其中的教训和启示至深且剧，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1.国家的统治理念是否适宜，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明代统治者与历代统治者一样，把施政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单一的强化皇权和维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上面，而不是放在如何增殖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利、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等目标上面。尽管其教育和科举等制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为更多的平民和边远落后地区的人们入仕甚至进入统治高层敞开了大门，但从其主观目的到客观效果，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和吸引全社会更加醉心于功名科举，不但不能促进明代社会从质上向更高阶段发展，还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后世界开始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明代统治者仍不能对其统治理念进行及时的调整、更新，那就只能把国家引向衰落的境地。
2.只有居安思危，才能长盛不衰。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和领先地位，故历代统治者皆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心态；又由于自然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专制集权官僚制度通过自我调整也不断走向完备，宋元以后，程朱理学又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所有这些，都使明代统治者的保守性明显增强，以致其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动完全失去了警觉，故在全球性交往时代到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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