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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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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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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来，在浙东学派的研究上，尚缺乏突破性进展。2003年12月，笔者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注：该文在修改后发表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一文，该文指出，“历史”实际上是被构建起来的，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都是历史的诠释者，在解读史料时都会加上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会使研究者对同一件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识读”。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概念的是黄宗羲和徐乾学，但在他们那儿，“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仅仅只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构建，其起点是黄宗羲，经万斯同、万斯大，殿军是全祖望、邵晋涵。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
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所构建的不同“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恰好显示出历史的建构性特征。无论在章学诚那里还是在章太炎和梁启超那里，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人物和殿军，都实际上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浙东学派”的起点和终点。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清代“浙东学派”的谱系的构建上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会有不同的思路，其间隐蔽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对于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潜在意图，余英时有一个解释，他说，章学诚其实把戴震视为劲敌，但由于戴震的经学训诂切合当时的世风，更为一般学者所认可，故章学诚不得不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否则他将无法和继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震相匹敌。（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 笔者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之争固然可能是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的潜在动机，但联系章学诚的思想背景与时代背景，或可发现另一种解释。乾嘉时期，史学严重衰敝，章学诚是一位力主学术经世的学者，而他最为主张的就是以史经世。“六经皆史”之说，虽然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经过他的张大从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是不争之论。为了突出史学的地位并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经学分庭对抗，同时也基于复兴区域学术传统的乡土情感，章学诚着意构筑了“浙东学派”的谱系，并特别突出其“重史”的特点：“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考诸史实，章学诚所称道的浙东学者并非专攻史学，而是经史文合一，黄宗羲、全祖望都是如此。同样，被章学诚称为“浙西学术”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其经学固然为不错，而其史学也实在是蔚为大观。（注：台湾大学教授何佑森早在1974年在《黄梨洲与浙东学术》中就指出：“如果我们将亭林之学归之‘浙西’，则‘浙西’除经学外何尝不重史学？……如果我们将梨洲之学归之‘浙东’，则浙东除史学外又何尝不重经学？”） 有学者比较浙东、浙西史学研究的特点，认为：黄宗羲（包括全祖望）重学术史，顾炎武重经济史；黄宗羲重记述史学，顾炎武重考证史学；黄宗羲重近史，顾炎武重古史。（注：暴鸿昌：《章学诚与浙东学派的关系考辨》，《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无论是学术史、经济史、记述史学、考证史学，还是近史、古史，都无疑包含于史学内，只不过领域不同罢了。章学诚将黄宗羲与顾炎武、浙东与浙西划开，并着意淡化浙东一系经学色彩，突出“必究于史”的特点，这样一种构筑学术谱系的努力，正如海登·怀特在《后设历史学》中所指出的：运用史料的语言学立场可以发现事实，但在此之外构建一个历史陈述的任何步骤都是由美学的和伦理的考虑，而非科学的考虑所决定的。
与章学诚一样，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术的谱系时也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章学诚比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说的“浙东学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视黄宗羲的地位，故对黄宗羲一笔带过；第二，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 章太炎的浙东学术谱系的构建为什么会体现出与章学诚的不同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去探寻太炎先生的文化关怀。
首先，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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