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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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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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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一度推崇乡贤黄宗羲，但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秘密回国后，对黄宗羲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指责“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再加他和康有为的分歧，康、梁尊黄，“多持《明夷待访录》”，章太炎反对康、梁改良主义立场，“常持船山《黄书》相角”。（注：章念弛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书店1986年版。） 正因为以上诸原因，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在章太炎后来写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中：“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注：章太炎讲，柴德赓记《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10期，1934年3月出版。） 黄宗羲连踪影也全无。
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其殿军就是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这是因为太炎先生虽然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他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一路思潮（注：参见笔者所著《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时期汉宋兼采思潮》，台湾宜兰“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3年10月。），尤其是其师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的学风，对汉宋学力加调和，平息“汉宋争执”。（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故侯外庐说：“他已经超出汉宋门户之见。”（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43页。） 与此同时，乾嘉以降，因凌廷堪“以礼代理”号召的刺激，“礼学”蔚然兴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皆是晚清礼学大家。章太炎虽未真正列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他不仅深为崇敬黄以周，以为以周是晚清堪与俞樾、孙诒让鼎足而三的大师，（注：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119页。） 而且深受黄以周学术思想之影响，于“三礼”均有研究，多有发明。（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扩充浙东学派学统，下及黄氏父子，并强调指出，黄氏父子出后，“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
这样，在章太炎的话语中，浙东学派有三条学脉：一是尊史；二是重礼学；三是“杂事汉宋”，“为学不立门户”。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和章学诚以“重史”为唯一特征的“浙东学派”的不同谱系。它再次生动证明了“历史”的被建构的本质。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梁启超，其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说却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实际上回到了章学诚，一再强调“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太炎关注的“礼学”和“杂事汉宋”则踪影全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则被从章太炎的“浙东学派”谱系中截去。
梁启超重新强调“浙东学派”的“尊史”特点，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史学是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器具。其次，他固然对旧史学激烈批判，发出倡导“新史学”的“史界革命”的呐喊，但他十分注意发掘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本土资源。“浙东学派”就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思想宝库。和对史学的高度关怀形成对照，梁启超对于“礼学”，是评价不高的，他虽然肯定黄以周的《礼书通故》为“清代礼学之大成”，但他更强调的是：“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蔽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从章学诚到章太炎到梁启超，“浙东学派”因不同学术谱系的构建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而每一次构建中都被加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浙东学派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而浙东学派也就在不断的“加法”和“减法”中被构建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事实”。
与笔者遥相呼应，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郑吉雄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也提交了名为《浙东学术名义之检讨》的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浙东学术”这一名称所包含争议性解释的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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