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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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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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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江藩，对汉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江氏的著作一样，方东树的书中也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总结当时的学术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编撰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道光时期的理学家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理学的立场上对清代中叶以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
建国以来，对于清人研究本朝学术的成果一直缺乏清理和研究。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卢钟锋先生出版《中国传统学术史》，致力于“对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作出总结和概括”。（注：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1页。） 全书第十至第十五章分别论述清初、清中叶以及晚清以来学者对学术的反思和学术史论著的编订。书中所论述的许多著作，如熊赐履的《学统》、汤斌的《洛学编》，相关研究都非常薄弱，其它如潘世恩的《正学编》、汪佑的《明儒通考》等更是少为人知。因此，卢先生的研究可谓探幽索微，不仅勾勒了学术史发展的清晰线索，而且对后学具有指点门径的功效。
二是对近世以来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进行再研究。在近世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也最受重视。但是，仅仅研究梁启超和钱穆显然是不够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以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整理”，备受关注的梁启超和钱穆两位先生始终只是道咸以降“新学”一线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引入乾嘉汉学系统的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注：罗志田：《探索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历史》，载《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他的意见启示我们应该对章太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给予足够的关注。
笔者认为，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实际上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理路：章太炎侧重于外在探研，将“论政”与“论学”融为一体；梁启超遵循着类比与建构的理路，以“清学”类比“科学”；钱穆强调内在索求，希望由“宋学”求解民族文化真相。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知识结构和现实关怀的差别造成的。章太炎的旧学根底非常深厚，又出入各派，兼采众家学说之长，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稔；同时，他又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对满洲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大为不满，积极投身反满运动。因此，章太炎以学术为武器，力图从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找到思想资源。梁启超早年受过较好的乾嘉学术训练，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宣传先锋，再后来又“绝口不提新学改制和孔子改制”，同时他又能广泛吸收西学的养分。这些不同的学术成分使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多变的特征。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但面对“中学”的衰弱却又不得不借助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民族主义的情感却非常深厚。但是，钱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加上他的学术真正确立之时满清已经成为历史，故他主要从文化的立场来表达他的民族主义情感。
由于出发点不一样，也导致了章、梁、钱三位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因此，探讨他们论清代学术史的贡献和缺失也显得非常必要：
章太炎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他提出了关于乾嘉学术起源的“学隐”说；提出了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他又力加阐扬戴震学风，并构建了“浙东学术”的三条发展线索（即经学、史学和礼学）。但同时他也留下了缺憾：首先，他以现实需要为转移，有违学术“求真”的精神；其次，章太炎虽然超出了汉宋门户，但对今文经学的评价却比较苛刻，表明章太炎还没有完全摆脱门户习见。
梁启超注重“时代思潮”的宏观研究；注意学术规律的总结；肯定耶稣会教士来华对清代学术的积极意义；表彰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诠释《古文尚书疏证》和《易图明辨》的历史意义；揭橥吴皖两派的不同学风；梳理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流变；既从整体上总结了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又对具体的校勘学、辨伪学方法进行了探讨；关注地理环境对于学术风气的塑造；张大“浙东学派”；确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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