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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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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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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辨析。吉雄先生指出：要确立一个学派必须从三方面予以考虑：其一，学派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所归属的学派？其二，不属于这一个学派的学者如何理解该学派？其三，后世学者站立在一个什么位置、持何种观点审视该学派？但20世纪以来关于“浙东学派”的种种界说对这些因素未加慎重考虑，显示出鲜明的建构性色彩。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究竟要遮蔽住多少的‘异’来凸显浙东学者相互间的‘同’？又或应该要删略去多少的‘同’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呢？”郑教授所指出的“遮蔽住大量的‘异’来凸显一个学派之内学者相互间的‘同’”以及“删略去大量的‘同’来说明学派彼此之间的‘异’”，正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习以为常的手法。他的思路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一文不谋而合，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第二，从思想史的背景入手，对章学诚观念中“浙东学术”的主线重新加以解说。郑先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学术重史”，不能简单理解为“重史学”，因为，浙西学派也重史学，浙东学派也重经学。此处的“史学”，其含义是“切人事”。换言之，即“治学切合时代需求，而有特殊创造发明和成就”。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这正是贯穿“浙东学派”的“一种信仰，一项精神，一个主张”。此论是关于“浙东学派”最新也最具说服力的解说之一。第三，郑先生将视野从“浙东”放大到“东亚”，发现了“崇理和崇气两个不同的典范的对立与互动，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普遍现象”。从而极大的扩张了“浙东学派”的研究视野。
第三，关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晚清学术界重要的文化事项，历来被学人关注。但在大多数的研究中，今文经学都只是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联系在一起，对其兴起的渊源却缺乏研究。实际上，钱穆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曾经提出过常州公羊学根源于惠氏家法的论断。2004年第1 期的《近代史研究》发表罗检秋教授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指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汉宋调和的影响，其见解较为新颖。
在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的研究上，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的研究则颇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的是聚焦与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的龚、魏、康、梁，对于在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庄存与等人则关注不够，仅仅只是在叙述龚自珍、魏源的师承关系时略加提起，仿佛这些人物在整个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艾尔曼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了常州庄氏家族与地域乃至中央政治体系的关系，揭示了今文经学在其兴起之初的文化和思想况味，填充了今文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上述研究修正了某些传统习见，带来了视角转换的契机，也留下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值得治清代学术史者借鉴。
六、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再研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所有后来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贤相关研究基础上的。因而，深入细致地梳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超出窠臼，避免剿袭，而且可以获得学术的灵感，发掘新的议题。此外，前贤的相关研究本身也已经构成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研究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学术研究史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有两种以“学术史”为视角展开的路数：
一是对清儒关于前代和当朝学术文化研究的再研究。有清一代学术文化至为繁盛，名作迭出，佳作不断。丰厚的学术成果需要不断的清理和总结，以便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实际上，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朱陆》、《浙东学派》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对清学进行了第一次总结。但是，江氏拘泥于“汉学”立场，对清代学术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评判，尤其是“扬汉抑宋”的立场使其论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宋学一系的方东树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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