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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亚述学研究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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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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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用中文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形制及建造过程（注：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七奇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遗憾的是，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根本不予接受。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例如，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到了巴比伦（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并且指出巴庇伦（即巴比伦）为“西土第一国”（注：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69—171页。）。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亚述学尚未诞生，西方人的古代两河流域知识主要来自希腊古典作家和《圣经》的记载，其中不乏谬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二手材料，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的两河流域知识是模糊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美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并在他们的游记中多有记述。1876年，江宁（今南京）商人李圭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1876—1879年，清政府官员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在处理外交公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与该馆东方学学者贝尔治讨论楔形文字的特点及其释读过程（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1982年版，第744页。）。在回国途中，郭嵩焘读了英国人高丕第著《古国鉴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国历史的笔记，其中就有巴比伦和亚述两国历史沿革的概述（注：郭嵩焘：《郭嵩煮日记》，第792—796页。）。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两人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梁启超旅居芝加哥时，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渊源，指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源头（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康有为在意大利参观罗马尼顺那博物院，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物，断定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继埃及文化而开化的第二个文明。（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晚清时期，一些比较专业的两河流域知识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登了一些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知识的文章。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连载了美国传教士韦廉臣的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沿革，并评述了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韦廉臣：《巴比伦亚述力亚纪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77年第410—412卷。）。《万国公报》刊登季理雯的文章，介绍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注：季理雯：《世界八大奇观纪》，《万国公报》1893年第207卷。）。尤其可贵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亚西里亚巴比伦史》，此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本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西洋历史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均有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内容。
在晚清旅欧美人士游记中，虽然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述是零碎的，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第一手材料形成的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直接印象。相关外国专著的译介更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上述著述使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中国人认识亚述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趋广泛深入。首先，大量专业的亚述学知识被译介到中国。1912年，陈裕菁撰《上古巴比伦法典》一文，介绍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及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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