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文化交流

    辽宋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经济上，辽对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这种依赖，辽在澶渊之盟获得“岁币”以后，尤为明显。有时辽在岁币之外还向宋朝借贷，宋不仅准借，而且不在下一年度的岁币额内扣还，这充分显示了宋朝的相对富裕。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之外，双方经济类型还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辽宋之间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辽宋发展贸易不仅满足了辽朝经济生活所必需，同时也为宋朝带来了很大好处。
    不过，辽宋贸易的发展并不顺利。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宋朝就开始在沿边指定地点设立榷场，由官府对双方互市进行管理和监控。后来，雍熙三年（986年），宋师北伐，太宗下令禁河北商民与契丹贸易，榷场贸易中断。 端拱元年（988年）曾一度恢复，但“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 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寨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宋太宗时期，宋辽关系紧张，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但边境互市仍然时断时续，并未完全停止，这是因为双方沿边居民都能从边贸互市中获利，因此迫切要求发展这种贸易。直到澶渊之盟以后，由于双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边贸互市才得以顺利发展。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河东沿边安抚司言，契丹于朔州南再置榷场”（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一之三四、二之三。）。“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北宋官方对双方边贸互市的限制，除了严格限定地点、物价之外，还限制出入境货物的种类。景德三年（1006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契丹输往宋朝境内的货物，有很多是违背双方规定的，其中盐是大宗。宋朝北部沿边地区从契丹境内私贩盐的问题一直很严重，甚至影响到宋朝榷盐。宋朝廷为垄断食盐之利，最初，曾对私自贩盐者，处以重刑，甚至罪至死，“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注：《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仁宗时，张洞在河北东路奏称：“今沧、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时以贩盐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注：《宋史》卷一九九，《张洞传》。）赵滋在保州也发现契丹“遣大舟十余，自海口运盐入界河”（注：《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契丹私盐入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北宋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对榷盐之制的怀疑。榷盐必导致盐价上涨，这样一来，契丹盐入境必更多。要改变这一状况，除非动用武力，但这样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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