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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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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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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以来,“其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于是奠渴先圣,以身先之”。“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注:《山左金石志》卷二十。)孔子及其学说被赋与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北宋程颐、程颢的理学,在金朝得到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的理学对金朝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磁州(今河北磁县)赵秉文(1159—1232年)号为金末文宗,研治理学,标榜继承周敦颐和二程。他认为“遏人欲、存天理”,是“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注:《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人们的物质欲望都需要用“天理”加以节制。“喜怒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注:《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如果人们都相信这种说教并照此办理,统治者就可以不必担心会有人起来造反了。正因为理学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它在金朝得以继续发展。 南北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儒学和理学为进入中原的各民族所普遍接受,民族融合得以加速发展。
三、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
契丹统治者对幽蓟十六州地区广大汉族居民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这一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来实现的。这些大族效忠于契丹统治者之后,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契丹人的影响。河北省宣化下八里M5辽张世古墓前室西壁的壁画由三人一马组成。马夫都身着圆领胡服,这些马夫可能是契丹人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契丹化了的汉人。这表明幽蓟地区大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契丹人一定的影响。 燕京地区不论士庶,皆自称“小人”,这种谦称,颇使中原人感到奇怪和可笑。《钱氏私志》记载:“燕北风俗,不问士庶,皆自称‘小人’。宣和间,有辽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正归朝,授检校少保、节度使,与诸兄同正任班,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即称‘我家’。每日到漏舍诵《天童经》数十遍,其声朗朗,然且云:‘对天童岂可称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辅小人。’前后二十余句,应称‘我’字,皆改为‘小人’。诵毕,赞叹云:‘这天童极灵圣。’王才元少帅云:‘若无灵圣,如何持得许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小人之称其来古矣,施之于经。是可笑也。” {博饦,不知身之在远也”(注:《墨庄漫录》卷四。)。“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博饦矣。”(注:《归田录》卷二。) 在服饰方面,契丹人对中原人也有广泛影响。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钓墩,今亦谓祙袴,妇人之服也。”)。 语言融合,首先是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学习、应用汉语。契丹自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以来,统治者即能说汉语,而女真人进入中原后更是普遍改说汉语。不仅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普遍通汉语、识汉文,同时,宋人也以学胡语为时尚。宋初,左领军卫上将军燕国公刘重进,“无他才能,徒善契丹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祖开宝元年春正月壬辰。)。余靖“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注:《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九。)。”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辽宋双方商议订立盟约期间,辽使韩杞面见宋真宗后,曹利用曾对真宗说:“臣向使晓契丹语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曹利用能找到懂得契丹语之人,了解韩杞与其随行者密谈的内容,此事也说明,身为辽使的韩杞也会说契丹语。韩杞虽在辽朝做官,但不是契丹人,而是燕京大族。汉人也学女真语。陆游有诗云:“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桐阴满地扫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上源驿中捶画鼓,南人作客北人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注:《宋诗钞》卷六四,陆游《剑南诗钞·得韩无咎书寄使北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经过金朝的长期统治,开封的舞女已经不记得北宋时“宣和妆”是什么样子了,“庐儿”——奴仆则都讲女真语。 &nbs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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