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
 |
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
|
|
律条文与唐律完全雷同。但宋人所谓的“杂类”是指“舅曾为人奴仆，姑曾为娼，并父祖系化外及见居缘边两属之人”，[6](P6959)已不包括商人。宋代商人的通婚阶层较唐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要变化是商人之女可入宫为皇妃。如宋太宗孙妃的父亲孙赐就因经商而成为“巨富”[7](P6)；仁宗时，几欲立寿州茶商陈子城的女儿为皇后，因有大臣指出：“子城使，大臣家奴官名也。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皇后，岂不愧公卿大夫耶？”这才作罢。[6](P2700)徽宗时，刘安妃“本酒保家女”，[8](P8644)而郑皇后的父亲郑绅也曾以经营“酒肆”为生，[9](P1585)商人之女正位中宫终于至此时得以实现。另外南宋高宗吴后的父亲吴近在女儿贵为皇后之前，是位“以玭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的富商。[10](P111)她们在被立为皇后之时，并未引起轩然大波，此等形势已远非武则天时可比。
其次，宋代商人婚姻的变化表现在他们大量联姻于外戚和宗室。真宗时，外戚刘美所受恩宠无比，权势盛极一时，但他的女儿居然嫁于开封茶商马季良，[8](P13552)儿子刘从德又娶来“起裨贩”的嘉州土豪王蒙正之女。[8](P9685)宋代宗室人数日渐增多，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却多有贫乏者，于是多“以女卖婚民间”，[8](P10974)而“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11](P4)宗室女虽是皇室远亲，但毕竟是天子子孙，她们卖婚于民间引起许多臣僚们的忧虑，建议朝廷更订婚法加以限制，由是此类诏书频频颁布。宋仁宗天圣八年下诏：“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8](P188)庆历二年又下诏：宗室所联姻之家，“虽三代不尽食禄，但非工商伎术及恶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听之。”[6](P3287)宋神宗熙宁十年规定：“缌麻以上亲不得与诸司胥吏出职、纳粟得官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通婚。”[8](P2739)从这些诏书的规定渐趋宽松、主体范围逐步缩小来看，正说明了它们收效甚微，宗室卖婚民间禁而不止，商人家庭因此得与其结亲者大有人在。如开矾铺的商人李绶，与宗室赵承俊结为儿女亲家；[12](P78)建安茶商叶德孚“结婚宗室，得将仕郎”；[13](P587)“以常卖为业”的苏州商人朱冲，其“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4](P146)更有甚者，哲宗元祐年间，单开封工商业主“帽子田家”一家竟娶有十位县主，是“每五千贯买一个”而得。[6](P11264)因此宋代商人通婚宗室并非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
再次，宋代商人与官僚结为姻亲已较为普遍，其中不乏身任清贵要职者。仁宗时，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冯京，[15](P192)科举考试中状元后成了宰相富弼的乘龙快婿；屯田员外郎凌景阳“与在京酒店户孙氏结婚”。[16](P778)另有泉州海商王元懋，“其富不赀，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13](P1345)南宋时宿松商人吴十郎，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庆元元年，长子娶官族女”。[13](P1238)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最后，受宋代“榜下捉婿”之风的影响，商人们多选婿于士人。所谓“榜下捉婿”，是指宋代的达官显贵大都于科举考试放榜时，竞相选择新科进士为婿，而不问其阴阳吉凶与家世。因进士人数有限，故称“捉婿”。他们捉婿成功后，往往给新婿一笔钱财。许多富商凭藉财力也跻身其中。“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1](P16)一部分士人就这样屈膝于金钱的魔力之下，成为富商们的钩上之鱼。
唐宋商人婚姻的变迁由上灼然可见，其联姻阶层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以上所述只是大致胪列了唐宋两代商人阶层的联姻状况，还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由于商人阶层内部地位相差悬殊，处于上层的大商人往往不屑于同小商贩通婚，甚至官品较低的官吏也难以与其结亲。唐德宗贞元年间，湘潭尉郑德璘乘小舟与一盐商韦生的巨舟同泊于洞庭湖边。韦生有女，德璘见而悦之。韦舟张帆而去时，风大浪急，德璘的小舟不敢同行，他怅恨久之。将暮，有渔人告诉德璘：“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殁于洞庭耳。”德璘悲痛不已，其情感动了水神，水神将韦生之女送到德璘船上，德璘遂纳为室。[2](P1089)韦生能乘巨舟，自然家资不菲。仔细解读文中词句，不难发现，郑德璘以湘潭尉的身份娶大盐商之女，颇有高攀之意。宋代亦然，话本小说里就有做海外大生意的周大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