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综上所述，唐宋商人的联姻阶层在唐宋之际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唐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只能同与其地位相近的阶层如手工业者、农民等结为婚媾，即便是富商豪贾也难觅通婚于社会上层的踪迹。宋代则不然，商人不仅可以结亲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甚至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是宋代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从对唐宋商人婚姻变迁原因的探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婚姻变迁的征兆萌生于唐代中后期，至宋代呈现出迥异的特色。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史学界关于唐宋变革始于唐中叶、宋代为定型时期的观点确为不刊之论。
    然而，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程度是有限的，前述宋代商人的联姻状况是就与唐代显著不同之处而言的。无论在任何时期，“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7](P134)的婚配观念都在人们头脑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宋代也不例外。如北宋时西山巡检郭进要将恩人之女“嫁为大校妻，女辞以世本农亩，进乃择民家子配焉。”[6](P385)尽管宋初采取了一些保护通商的措施，但重农抑商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宋代专卖制度的发展、商税名目的增多等因素限制了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虽然商人与庶民的某些待遇已有所趋同，但贬抑商人的字眼仍可见于宋代史乘。有鉴于此，部分宋代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还是大多与社会下层联姻。如缙云商人潘君初为商时甚贫窭，有一娼妓向他求婚，他竟然“自顾贫甚，力辞至再三，强之不可。”而他凭借此妓财力成为大商人后，便将她娶为妻。[13](P98)又如“项四郎，泰州盐商也，常贩自荆湖归”，一日救了一个落水的贵人家女，“意欲留之为子妇”，遭到妻子的反对：“吾等商贾人家，止可娶农贾之家女。”[35](P4)只要商品经济冲不破自然经济的堡垒，商人社会地位不可能得到真正提高，其婚姻状况不可能得以真正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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