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男女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结合，社会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因此，由唐到宋商人联姻阶层的提升本质上源于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商人婚姻变迁的物质基础。自唐中叶开始至宋代，租佃制逐渐代替了徭役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尽管宋代的商品经济仍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畸形性这一痼疾，但较唐代有了长足进步，商业更加兴盛。“宋代工商业收入的绝对数是唐代的三倍多”，并且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农业收入，表明宋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8]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商人阶层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实力在不断增强。北宋都城汴京中资产达“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6](P1956)以致出现“富民巨贾，萃于廛市”[19](P7442)的局面。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笔记小说中关于富商的记载甚多。如淳熙年间，“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13](P1741)鄱阳商人阎大翁，“以贩盐致富，家赀巨亿”；[13](P1439)“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13](P588)“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20](P105)这三万缗必为其资产之一小部分，总数可想而知。宋代富商数量很多，占据了社会大量财富，正如时人所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8](P12866)前述与皇室等联姻的商人大都以雄厚的财力为坚实后盾。而唐代巨商不过只有邹凤炽、王元宝、王酒胡等几十人而已。
    第二，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良好契机，从而导致了其婚姻的变迁。唐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控制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渐趋废弛。赵宋王朝建立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更为迅速。到宋神宗元丰六年，私有土地占95%，而国有土地只占5%。[21]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使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进而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唐代的门阀士族地主和部曲、奴客等对立的旧阶级结构，逐渐被宋代以官户、坊郭上户、乡村上户为主体的官僚地主与佃农等对立的新阶级格局所代替。在阶级结构的重组中，宋代商人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要求按照新的经济关系规范自己的社会地位，事实上其社会地位较唐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可从舆服制度的演变中窥一豹斑。舆服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用来“别尊卑，定上下”。[8](P3477)自战国时“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22](P12)后，历代王朝均对商人的服色、乘舆另作低人一等的法令加以限制，如汉代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23](P1418)晋令甚至规定商人“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24](P3110)在服色方面，隋唐规定“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5](P1952)五代后唐时法令已渐趋宽松，至宋太宗至道元年，“许士庶工商服紫”。[8](P98)关于乘舆，唐高宗时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25](P572)唐文宗太和三年对商人妻女有所优待：“胥吏及商贾妻，并不得乘奚车及檐子，其老疾者，听乘苇轝车及篼笼，舁不得过二人。”[25](P574)宋代太平兴国七年，进一步放宽规定：“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8](P3574)尽管宋代舆服制度的等级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乘坐的交通工具仍有所用人数限制，但朝廷法令将商人与庶人常常相提并论，并且待遇等同，无疑已暗示了二者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社会理念中同于庶人的社会地位，实际生活中高于庶人的经济实力，使宋代商人在婚姻方面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优势。
  第三，唐宋之际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即门阀观念的衰落与财婚风气的日兴，成为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意识形态背景。门阀观念与财婚风气在整个唐代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前者而言，魏晋六朝是它的最盛时期，士庶天隔，绝不通婚。唐初承前代之余绪，多数旧士族仍占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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