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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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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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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26](P33)直至唐文宗时，依然是“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3](P5206)然而，有唐一代的士族势力始终遭受着经意或不经意的打击，从太宗时修《氏族志》到高宗时订《姓氏录》，从武周政权的风云突变到安史之乱的战火硝烟，士族势力逐步走向没落。最后唐末农民起义的狂潮彻底摧毁了士族势力，门阀观念至五代终于失去了它最后一抹余辉，正如郑樵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27](P439)就财婚来说，亦肇始于魏晋时期，是基于门第之上的买卖婚。唐初沿袭此风，门第高的士族嫁女往往索要“陪门财”，朝廷禁而难止。唐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世风逐渐发生变化，所谓“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28](P400)使得婚姻重财更为漫延，出现富女易嫁、贫女难嫁的现象：“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29](P4674)宋代“风俗侈靡，日甚一日”，[19](P6561)财婚风气愈演愈烈，上自宗室高官，下至村氓凡夫，嫁娶无不言财为先，婚姻聘财、嫁妆较之前代，数额更大，方建新先生对此已有论述，[30]兹不赘言。时过境迁，财婚存在的根基也在发生变化。魏晋唐初的财婚源于门阀政治，唐末宋代的财婚应是商品经济发展所使然。这就是在宋代门阀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财婚非但没有随之消亡反而愈盛的原因。由上可见，唐代门阀观念在人们的婚配意识中仍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商人非但无门阀可言，连与庶民同等之地位都难以企及，因而只能与社会下层联姻，唐代后期情况略微好转。而宋代婚姻尤重钱财，为商人发挥金钱的威力铺垫了极大的温床。宋代商人在凭借其殷实的经济实力攀贵门、捉士人的同时，又对财婚风气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财婚观念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它的发展演变逐渐侵蚀着传统“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成为南宋时期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崛起的诱导因素。
第四，科举制度至宋代日趋发展完善，客观上起到了缩小士商鸿沟的作用，有利于士商之间联姻。唐初政府规定应试之人不得有“工贾殊类”，[31](P360)后期商人子弟渐有金榜题名者，但见于记载的仅有毕諴、陈会、顾云、常修、陈咏等几人。宋初依然明文规定参加科举的人“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8](P3605)尽管如此，仍可见商人子弟及第者。商人子许骧“太平兴国初，诣贡部，与吕蒙正齐名，……及廷试，擢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益州”，[8](P9436)前述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即是另例。到宋英宗治平元年法令开始放宽：“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19](P4488)许多商人及其子弟由是得以名正言顺地参加科考成为士人。如北宋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32](P30)番阳人黄安道本为落第士人，改行“为贾客”，后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13](P70)潞州商人张仲宾，经商致富后，“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33](P176)缙云富商潘氏，其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3](P98)南宋时，一位福州商人子“少年登科，未娶”，有个湖北宪使听说后，马上“多赍持金帛，就临安聘为婿”。[13](P1497)北宋中期，苏辙上书曰：“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4](P465)苏辙之言虽不无夸张，但大量商人及其子弟科举人士应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宋代非常重视科举取士以笼络士人，不仅对科举制本身有所变更，如采取锁院、弥封、誊录以及废止唐代铨选等措施，较唐代更为公正严密，扩大了选择面；并且对久试不中者设立特奏名制度或径放“恩榜”，破格授官。这均使宋代科举入仕人数自宋太宗起成倍增加，造成冗官现象。而宋代战事频仍，军费开支巨大，财政长期吃紧，导致官员俸禄水平较低。为改变窘境，大批士人投身于商潮，正如范仲淹所说，由于“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困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致使他们“不耻贾贩，与民争利。”[6](P3438)元丰改制后的官俸并无实质性变化，而南宋更逊于北宋。宋代官员如此的生存状况同时凸显了商人境遇的改善。总之，商人可为士，士人可经商，客观上缩小了士商差距，况且士人与富商联姻可大大改善经济状况，实属何乐而不为之事。另外，唐代崇尚进士之风，至宋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统治者十分看重进士，常常“欲求儒生为主婿”，[8](P8820)上行下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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